“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四：社会学系林南教授自述（下）

华人学者 | Chinese Faculty   December 24, 2007 at 2:38 pmAdmin

【立足美国、探索亚洲】

我作研究大多是尝试在不同社会中去探讨，我很早就敢去闯，像去中美洲作研究。中美洲是个陌生的地方，语言也不通，当然，在接触一个新文化的时候都 是很皮毛的。有一次我们在哥斯大黎加作社会网，要村民写下最好的朋友的名字，要把社会网连起来，结果很多人告诉我们他最好的朋友名字叫耶稣，在西班牙文里 真的有这个名字，可是我们到处找不到这个人。第二天我们回到这个村子，解释之后才发现在这个文化中，实体与精神上的朋友是不分的，所以我们马上就懂了，是 我们问的方式有问题。那些访问员很有意思，他们多是城里面的人，所以他们也没想到这个问题，这其中还有城乡差距。社会科学在不同文化背景里去研究的确有困 难，我在美国经常组织一些调查团，学生成员很多都是美国人，他们就会纠正我对于美国社会的一些了解。实际上我一面作也一面在学习，重要的是不要一个人作， 尤其是社会科学，因为一个人常常会想不通一些道理，我经常跟学生一起合作。

我之所以在美国站的住脚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很现实的，当初我主要的东西是在美国作的，美国文化也是先入为主的，如果你作了外国东西拿去不见得受到特 别重视。我则因为起初以美国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我可以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资料来和他们对话，所以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排挤我。如果我只用中南美洲或东 亚的东西，他们可能认为资料不一样，但我用的是美国资料，很多东西是理论上的对话，没有资料的问题，这对我讲是一个优势。很多亚洲学者一开始就是作东亚的 研究，美国学界就会认定他们是中国专家，就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认为他们做的东西只是area study。就像我目前用台湾社会变迁调查的资料，他们也还是可能会质疑结论是否可以generalized。但是因为我一开始就作美国的东西，到了我作 中国大陆的东西时，我已经站稳了，别人无法挑战我。因为别人的资料我已经有了，但我的资料别人没有，当初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事后想起来发现我避免掉一段 艰苦的路程。

但我并没有放弃对亚洲的关怀，虽然我早期不是做亚洲的研究，但是我很早就跟其他人合作组了北美华人社会学学会，一直和大陆、香港以及台湾的学者保持联系。 美国学者比较不会去挑战欧洲在实证上的研究，可是如果在拉丁美洲或者是台湾作，他就会质疑你。这个观念慢慢在变，八0年代中期我刚开始作中国大陆的研究 时，投稿相当不顺利，他会问你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作，几次之后我们就慢慢打入他们一些重要的期刊。这里面也有区域上的差别，比如说中国大陆的研究受到比较大 的重视，就像美国过去对日本很有兴趣，因为他曾是经济强国，现在对中国大陆很有兴趣，因为中国人口多、市场大，加上很多美国人对于中国大陆有历史上的关 怀。

【公共参与】

我在美国已经待了蛮长的时间，深刻感受到其实并不能只在自己的系或领域中教书与做研究，我们华人有些人在医学界、工程界做的很好，很努力在自己领域中钻 研。但我认为有很大缺陷，因为他们很努力在自己领域中发展，到最后人家会认为他对公共事物没有兴趣，只是一辈子做研究、教学或事务性的工作。我觉得这样很 可惜，因为他有能力为社会做一些事。我个人比较注意的是我所居住地区的华人，我们自己组了一个组织来与其他少数民族团体联系，也办了一些活动、参加州政府 会议等。第二是学会中华裔的学者，我们也组了一个团体。第三是专业的公共参与方面，我很坚持参加美国社会学会的活动，参与编辑、做委员、审核等等，只要有 时间、有邀请我就会参加。如此一来，我可以看看别人的文章和Proposal是怎么写的，我也可以看他们如何审核。

我是选了两次才选上美国社会学会的副会长，学会有一个提名小组，每年选一次成员，开会提名候选人，然后不记名投票。我第一次选输了之后马上又被提 名，所以我想我的票数可能是很接近的。被提名或邀请之后，如果是我愿意去做的我就会去做，不会躲避竞选，这是一种服务，我认为有机会的话就要当仁不让，要 对自己有信心。在担任副会长时，主要是做一些指定的工作，如担任search committee的主席，主持会议，提名下一任主席与副主席这是很复杂的工作。其他时间我可以自己找一些project来做，还有接待国际学者等，任期 只有一年，算是一种honor，就尽量找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去做。其实学会自己有一个office在运作，我们算是义务做事，我并不逃避这些事，但是仍然主 要专心在自己的研究上。

【对台湾社会学发展的期许】

华人地区社会学家队伍最整齐的当然是台湾，任何地区也没办法比，尤其是在欧美拿博士的数目很多，在欧美也是受过一定的training，聚集了很 多珍贵的人才。此外资源也很丰富，做研究、出版等都不是问题。香港的问题是规定一定要用外文发表，在香港本地发表的都不太算，这样压力就很大。最近香港的 学者自己也组织了一些审核比较严密的期刊，尝试建立本地的社会学期刊，中英文都有，这是一个反省的结果。中国大陆则起步比较晚，都是接受三十、四十年代受 教育的人来指导，不过现在年轻人也起来了，在海外也逐渐站的住脚。他们对中国社会学社群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如果没有研究经费、出版上的问题，我想再过十年 就可以发展起来。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意识型态的问题，不像在其他地区，意见可以自由地阐述，虽然有时候东西可以讲，但怎么讲有他的局限性，不过我想在将来 都会改变，再过二十年，他们的社会学家人数可能会是北美以外最多的。

台湾社会学界近二三十年来的发展是很截然不同的，东海是第一个有社会系的，虽然当时我不是念社会学的，但我觉得很薄弱，学生是很优秀，老师就比较 薄弱，因为他们学的东西跟外面已经有点脱节了。可喜的是那批学生现在都回来了，他们在跨文化的研究，不管是理论或方法的应用上，应该都有一些优势。出了北 美与西欧之外，以人口的平均数字来看，台湾的社会学应该是最发达的，看样子在资源方面也没有问题。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大部份的学者学成后都立刻回来，欠缺 在美国社会科学学界中的经验，如果有这一段经验我认为会很有帮助。比如我当初在美国五六年之间，有很丰富的经验，比如写proposal、如何投稿，投稿 被打回来要如何回应等，这些挫折的经验都是很可贵的，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可能就比较有局限性。这些挫折经验虽然感受上是很可怕的，但长远来看对一个人的研究 生涯是很有帮助的。事实上挫折没有什么了不起，几次之后就习惯了，我不是认为一定要投美国期刊，但是一定要跟外面的人对话，社会科学领域中自己觉得做的好 的东西，看看别人怎么想，才能更精进、进步。

另一方面我虽然觉得国际化出版很重要，但很多东西不一定要用外文发表，因为重点是要和外国对话，不管是理论或实证上，所以应该是一个超国界的方法 比较妥当，要马上打入他们的核心期刊是有点困难，毕竟他们有先入为主的概念。但是其他专门领域的期刊是比较open的，比如说像Development、 Migration、Ethnic study、Gender study等，我当然希望看到国内的学者在这些领域的国际期刊有一些发表。因为语言的关系，一个外国人还要花三五年去熟悉语言才能研究台湾，国内的学者就 比较占优势，发言的声音应该比较大一点。

【结语：痕迹与轨迹】

我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在我们的学科中留一点「痕迹」，就是让以后的人知道自己的研究；第二个是留下「轨迹」，这更不容易了，要让后面的 人跟著你走，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认为现在已经做的差不多了，有点痕迹不要自满，我们应该抱著留下轨迹的心情，而不只是要造成一时的轰动 (sensation)，我常这样鼓励我自己及学生。(全文完)（曾嬿芬 根据访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