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克校长布莱涵德访华”系列之二：继承与嬗变―布莱涵德在耶鲁的40年（二）

高端访谈 | Top Interview   November 15, 2007 at 12:00 amDCSSA2009

60年代的动荡

布莱涵德在谈及他自己时候是沉默寡言的，他不认为他的事迹值得登上报纸，甚至当他同意和记者坐下来谈谈他在耶鲁的生活，他还特意关上他办公室的门，以免他旁边办公室的人无意中听到他谈论自己的故事引起尴尬。

理查德.布莱涵德于1947年出生在俄亥俄州代顿市――他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Wright-Patterson 空军基地认识，然后当他6岁时，他们搬到了康州的菲尔菲德市。他在去安道夫高中(Andover)之前进了当地的公立学校。

对于一个警告过耶鲁2003级本科生“成功的危险”的人，” 布莱涵德似乎很早久面临这种危险。他在安道夫高中的朋友回忆起了他的两个最主要的特点：智力很优秀，同时又非常的谦虚友好。“他总是取得好成绩――但他可不是个不会与人打交道的个‘书呆子’”，Prescott Little， 布莱涵德在安道夫高中二年级时的室友这样说。顺便说一下，Prescott Little后来上了杜克大学，现在生活在北卡州。

“他那时候就和现在的他差不多，”威斯理安学院(Wesleyan，宋氏三姐妹的母校)英文教授比尔斯图(Bill Stowe), (耶鲁78级博士毕业)说。比尔斯图在安道夫高中之后还与布莱涵德走的比较近。“他那不可思议的记忆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那时候就非常的爱好文学尤其是小说。他所读过的东西过目不忘。”

“怎么说呢？”布莱涵德耸耸肩，“我一直都是很喜欢上学。”尽管年轻的时候假装很喜欢假期，布莱涵德现在承认，“暑假对我来说是很沉闷乏味的。”他还说他一直以来都想当老师，当他进入大学的时候他就决定要进入学术界。在进大学之前的一段时间，高中生们都异常的兴奋，布莱涵德则很平静，他选择了耶鲁，因为“我知道这是个很好的学校。”他还坦白地承认他申请大学的文件夹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要薄。“因为那时候我并没有参加很多的课外活动”。当他被提及在安道夫高中报纸当助理营业主任一职时，他风趣的说，“你能想象到我能奋斗到上层管理吗？”他还说他开始总是避免向报纸投稿，知道他大四时摆脱了“扮演害羞的角色”。

布莱涵德认为他那时是个害羞的青年，但他的大学里的朋友们可不这样认为，基讷里曼(Gene Lyman), 68年耶鲁本科毕业, 布莱涵德在耶鲁的4年的室友脱口而出一堆的形容词来描述他：“迪克(布莱涵德小名)是个友好的，好相处的，性情开朗又具有幽默感的一个人――任何时候都很阳光。”他在语言学方面很有天赋，他可以坐在一张安乐椅上面，把Hermes打字机放在腿上，然后很轻松的写出令人羡慕的好文章来，里曼回忆道，和布莱涵德做室友的一个好处是他“是如此风度翩翩，人们总是能够赏识他的才干，哪怕他们自己不具备这些。”他还说，“他平时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觉得当他在公众面前演讲时，仿佛另一个他走了出来。”

如今的他演讲起来带修辞色彩的豪言壮语运用自如，当年的他可不这样，因为他那时公开发言的机会不多。布莱涵德略带夸张的说，“在我21岁甚至25岁之前，做一个演讲简直会要了我的命。”40年来不曾改变的是他说话时的轻快的调子，里曼说。“这非常的有意思，我要和他一起喝杯咖啡，把脸来转过去听他说话，这样我会觉得又回到了从前。”

布莱涵德刚入学时注册进入Directed Studies 学习。『注：Directed Studies 是耶鲁大学的为新生准备的一种人文学科方面的教程，简称为DS，还由于课业繁重而被戏称为“Directed Suicide(自杀) ”』他在大四时上了一门改变他一生的课，即美国文学，这门课的老师英文教授鲁维斯(Lewis)后来成为他博士论文的导师。“那时候我感觉到我找到了我的专业方向”布莱涵德说。接下来的一年，他和Harold Bloom一起上了一门科，他主修”强化英语”，在选材上和论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做比较，布莱涵德发现课程重点在诗歌和欧洲作家上面。他把他学习和教授的重点放在小说上的决定称为“我自己的反叛”。在本科阶段，布莱涵德也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在自学放面。他相知到弗洛伊德是谁，于是他读了『梦的解释』；他对亚洲的宗教信仰感到好奇，于是他读了老子。“我有足够的教育背景，所以我能够自学。”他说。

象大多数耶鲁学生一样，布莱涵德的经历不仅限于在课堂上。“没有多少戏剧性，我在耶鲁的经历基本上就是我在耶鲁上的所有课程的这些经历，”布莱涵德说，“但在实际上，这经历和我与朋友之间的友谊混合交织在一起，朋友间的无止尽的交流一直在持续。”

需要指出的是，60年代的耶鲁全部由男性组成，还是一个地方性的眼界不宽的而又组成单一的地方。但布莱涵德辩解说，“事实上多样性在那时候当然不象现在这样普遍，但也不能歪曲事实说它更本不存在。其实它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体现，”他说，“我是在耶鲁变为男女同校之前来的，但后来的耶鲁开始积极广泛的拓展自己，渐渐不再是那种传统的学校。”比如说，他在耶鲁的第一年最好的朋友是一个从夏威夷来的日裔美国人，另一个室友则是一个匈牙利流亡者的儿子。

曾经写过耶鲁校史的历史学家 Gaddis Smith, (54年耶鲁本科毕业, 61年耶鲁博士毕业)说，布莱涵德“在耶鲁变化最激烈的时期加入了耶鲁”，而耶鲁校长Kingman Brewster, TD
’41(1963年被任命为校长)，在60年代对耶鲁的改革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在Brewster的领导下，耶鲁开始在市中心招生，增加少数民族的学生，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在1969年开始接受女学生，就在布莱涵德刚进入研究生院的那一年。

60年代后期动荡的世界深深的影响了布莱涵德和他的同事们。布莱涵德回忆起马丁・路德・金在1968年4月被暗杀，肯尼迪也在两个月后死去。两年后在1970年的劳动节，1万5千名抗议者走上纽黑文的街头游行，抗议对黑豹党的创始人Bobby Seale的审判。“突然间你觉得心灵的创伤变成了一种平常普通的事。”布莱涵德说。

这时期的系列骚乱事件对布莱涵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实际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深深的进入了你的内心，你无法将它们当作你身外的客体，”他说。“我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被‘这些创伤’深深改变。但最主要的就是我从一种不可思议的天真烂漫状态过渡到了能够理解困难，有了对生命的感知能力。”

弗莱，布莱涵德在英语系的同事，“他写了很多关于Henry James的东西，他本身就有一个很James式的头脑，”弗莱说。“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他，那还是在70年代早期，直觉就告诉我他是个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