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克大学法学院在中国20年”系列之二：前院长卡林顿回忆录（下篇）

校园采风 | Duke Navigation   November 15, 2008 at 12:00 amDCSSA2009

Paul Carrington,1978年到1988年之间的杜克法学院院长,见证了杜克法学院与中国的联系的开始，下面为第二部分。（编译：陈丽星）

但是在1983年秋天，西民收到了来自大使馆的紧急电话，有人发起了行动促使美国商业部对中国纺织品征收反倾销税。这关系到数十亿的钱。但是西民认识的人中没有懂这个东西的。西民和西庆只能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法学院的没有谁对反倾销税懂的很多，但我们知道华盛顿有几个律师在这方面在行。所以他们得到了一些专家的帮助，写了一个备忘录给中国大使馆去填。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情况下，这个案子不是很难赢。这样中国无成本的赢了这个诉讼，大使馆非常的感谢杜克法学院的帮助。

几个星期以后，中国教育部的王富孙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高主任来访问了我。他们邀请我1984年夏天去中国，作为中国的来宾，去中国招更多的学生去杜克学习，期待他们将来或许能帮中国解决类似的问题。

我在中国呆了两个多星期，我的夫人贝茜和我们的小儿子陪同我去的。我们被安排去大学去会见谙熟英语的教授以及那些他们推荐去杜克的学生。

在人大，我会见了10个法律教师和5个想去杜克深造的学生。我给了那些学生Hickman V.
Taylor最高法院的一份判决书（opinion），然后让他们和我一起讨论。这些都是用英语完成的，这让我很满意。

我和教师们聊天就需要翻译了。教师们没有办公室，图书馆的阅览桌在文革期间作为资本主义教条被彻底清除。这所大学是在1934年的时候在窑洞里建立的，它的历史使命是培养党的领导，正因为如此，它在文革期间存活了下来。不过，在1984年的时候，它又成为教育部下属的了，学生由国家统一考试录取。他们提议让石西民成为他们教师队伍中的一员。他们似乎认为我可以处理这件事。

人大之前从来没有过外国学生，我们谈话的目的之一就是讨论他们能为杜克法学院的学生做些什么。他们愿意提供食宿和教育给杜克的学生，作为交换我们和他们的学生进行合作。我同意1984年带两个学生过来，也许在1985年再带三个。后来我们这边确实有3个同学去了那边一学年。Ross Katchman ’87 and Dan Scheinman ’87,他们的这个经历对他们后来的职业生涯确实很有帮助。

1985年，与中国的法律教育交换委员会（CLEEC）组织起来了，由Luce基金会支持。我作为五个成员之一证明了当时杜克在与中国建立联系方面走在了前头。其他的法学院，也像杜克一样，开始看到成为国际机构的前景，CLEEC正是他们与中国申请者之间的桥梁。

我成功的征募到了一些法律公司的负责人，使得每个在杜克读法学博士的中国学生可以去实习。学生们工作两个暑假就可以可以得到相当的酬劳可以支付他们的生活费用了。

在不同程度上，这些法律公司都是希望去寻求商业交易，但在大的尺度上，这些法律公司会为公共利益作出贡献。很容易说服美国律师：一个几乎没有律师的国家绝对需要大量律师。

和我交谈过的律师中有很多认为中国可能会接受美国过剩的法律方面的人才。我也得到了一点来自基金会和公司的经济支援。在80年代后期，我注意到我们的国际学术中有五个韩国人。有一天我和他们共进了午餐，想了解一下我们是怎么吸引韩国人的。结果获知，韩国人要和中国人建立关系并不容易，他们做这事最容易的地方就是在达勒姆，北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