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杜克人自己的故事”系列之七：对MBA教育的反思—杜晓辉

Add comment December 24th, 2007 Admin 我的故事 | Dukie Story

编者按：对于MBA教育的争论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读个MBA究竟有多大作用？它的含金量有多少？今天我们转载杜克大学fuqua 商学院二年级MBA杜晓辉的一篇文章。杜晓晖是商学院著名的Blogger, 他的系列日记 My Duke MBA life 广为流传。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访问他的blog: http://xdu.spaces.live.com

对MBA的反思

上次写了篇关于MBA教育的文章，被网友评论为负面，说是希望我为后来人做个表率。其实，MBA也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戏称国内的MBA 和民工一样多。这两天在读《围城》，套用钱老先生的一句话：什么事情，一被引入中国，就变了样。MBA也是，本来好好的一个商业教育手段，到了国内模样就 大变。我想说的还是关于在国外读MBA的感受。

MBA的学生中有哪几类人？

Marketing的课程里都兴给客户分个类，每一类的客户的需要也不同。MBA学生里也大体上有这么几类：

（1）第一类的MBA学生：可以说是又红又专的。人也聪明，做事情也很踏实，也有很大的抱负。过去的生活，工作也很满意，成绩也很突出，或许是想借MBA 学位将来能更上一层楼，或许是想休息一下，就到商学院来读个MBA充点电。这些人在学校学习也很努力，工作找的也不错，目标也很清楚，将来基本上是到公司 里做事情的。这类人大概有10%的样子。MBA教育对这些人来说收获比较大，因为MBA真的符合他们的需要。

（2）第二类的MBA学生：这类人想的是将来能自己创业，要做就做大的。没来读MBA之前，这些人做的也可能很好，也可能不好，希望借个MBA来学习点知 识为将来的创业做铺垫。这类人来了商学院可能失望比较大，因为商学院其实是个培养打工仔的地方，创业人士能从里面学到多少东西对创业有帮助，我真的说不 清，也许是能帮助他们开阔眼界，多认识点人脉。本人不属于这一类，所以不是很了解他们的感受。大概有5%-10%的人属于这一类。这一类人中，有的觉得从 MBA里还学到了点东西，毕业的时候也准备自己做了，不找工作。还有的是，觉得MBA简直就是扯淡，毫无收获，把MBA说成是 “Mentally Below Average”，当然他们毕业的时候也不找工作，也是自己做事情去了。

（3）第三类的MBA学生：过去的工作基本还行，工资也还凑和，可是心里还有更大的想法，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想来想去，MBA可能是个出路，顺带也是个职 业专型的机会。带着对MBA的一知半解，兴致勃勃地进了商学院，各行各业都看看，选择一个自己觉得将来想做的行业。这一类人和第一类MBA的区别是：第三 类的人需要在学校里摸索很久才知道自己大概喜欢什么，MBA对于这些人来将更是一个跳板，帮助他们从一个行业换到另外一个行业。到毕业的时候大概找到一个 自己认为很喜欢的位置，将来是不是真的喜欢，那就不知道了。大概70%的属于这种人。本人一向是跟随群众的，所以，基本是落在这一类里，哈哈。

（4）第四类的MBA：到了毕业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MBA，也不知道自己将来喜欢做什么。这类人来到学校里简直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浪费生命。不知道这类人有多少，估计还是有那么一些的，最多10%吧。

结论：群众是大多数的，劳动模范是少数的。将来能做点大事情的人可能会在第一和第二类里产生，第三类里也许会有一部分。第四类的人里也不免了能走狗屎运的人。

你觉得MBA里最重要的是什么？

记得我们学校是每学期对这个问题做个调查，选项大概有下面几个：
（1）学习更多的知识；(study)
（2）结交更多的朋友；(network)
（3）找到一份好工作；(job)
（4）和同学建立长久的关系 (relationship)。
具体的记不清了，大概是这几个吧（觉得2/4有点重复，可能忘了）。本人刚到学校的时候，回答这个问题选的是（1），因为觉得买MBA最重要的是学习了。 的确，MBA的知识对于象我这样的有工程背景的人来说是全新的知识。后来开始找internship & full-time job了，又回答了一次，选的是（3），因为，那时候觉得MBA就是个找工作的过程。上次找完工作了，学校又搞了一次调查，我大概选了个（4），大概是因 为找到了工作，心情和感想也不同了，终于把network 和 relationship放在了第一位。

有的教授在课堂上也说：Business is all about network and relationship。学习的知识有用，找个好工作也是天经地义。但是，如果要上升到business的高度，还是要多搞些 network/relationship的东西。所以，那些还在读MBA的，或者将来要读MBA的同学，即使你找工作找的很痛苦，觉得能有个工作就万事 大吉了，你也不要忘记了MBA最终的目标：network and relationship。经过了MBA，如果能有这样的思路上的转变，也算是不白读了。话又说回来，MBA跟本不教授这些东 西，network/relationship更多的是看个人的能力和素质了。归根到底，各人的性格，资质，魄力还是最终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

“讲述杜克人自己的故事”系列之六：宣誓并不只于信仰有关—戴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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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杜克大学虽然地处偏僻，但却是藏龙卧虎。今天我们刊载来自法学院一年级J.D.候选人戴昕同 学的文章。戴昕于2002年考入北大法学院，06年毕业后，旋即赴杜克求学。读书期间，他并不偏安一隅，积极为国内媒体撰稿，尤其为《法制早报》开设了戴 昕专栏，介绍在美国求学的经历和美国的司法制度。如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访问他的blog，地址是：http://marcosimonedx.spaces.live.com

宣誓并不只于信仰有关  原载于《法制早报》2006年9月4日

杜克大学法学院为新生举行的“宣誓”(Pledge)午宴，被安排在很能代表学校传统的卡梅隆体育馆举行。精致的圆桌上杯盘刀叉错落有致，师 生校友围坐一起，寒暄攀谈，时时举红酒各自示意，环境典雅，但气氛不失轻松。餐食将毕，北卡州律协职业伦理委员会负责人与本地业界人士先后致词，说些应景 的老调。紧跟其后，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校友邓肯女士走上讲台致意，大家也都随之离座站立，面对女法官把右臂举起：

“我宣誓：在加入法律这一荣耀职业并处于法律人共同体的任何时刻，都会秉承社会对这一职业的廉洁与正直之期待；在学业与职业中致力于达致最高标准的诚 实；在校期间，将严守荣誉法典(HonorCode)，精于学业、持守诚信、有力担当、建立友谊、服务社会、专业精良、有所追求……”(大意)

午后的阳光从卡梅隆体育馆的落地窗透射进来，邓肯法官黑色短发下的耳坠金光闪耀，任何人彼时彼刻都无法不为弥散在宴会厅中的庄严所触动。然而，宣誓结 束，众人归座，悬空中的崇高气息沉降下去，我脑中却居然出现了那部叫作《死亡诗社》(DeadPoetSociety，又译《春风化雨》)的电影：这部教 育伦理片开头，也是学校在礼拜堂举行庄严集会，学生在校长的带领下齐诵校训：“传统！荣誉！纪律！卓越！”然而，当学生们冲回宿舍，扯下领带甩掉西装，一 男生发问：“先生们，我校‘四大支柱’是些啥？”众人再次齐声高唤，喊出的却变成了：“搞笑！恐吓！老土！大便！”(注：英文中这四词与前面四个谐音。)

——有这样煞风景的联想，我自己都怕要惭愧。前一阵国内关于“宣誓”又起热评。大家在批评国人宣誓流于形式不起实际作用时，常爱援引在国外宣誓之重要 以资反衬。而更加严重的指控则是，由于国人内心缺乏信仰——大概比较典型的就是像我这样在庄重场合还能有无厘头想法——良心和道德的自我约束也比较差；而 “没有了信仰的法律会变成僵死的教条”( 伯尔曼他老人家不出意料地又蹦出来)，依靠法律而没有良心，社会治理机制就无法运转良好。

笔者之前的专栏文章经常讨论法律的局限性，但这里却要唱个反调。徒法固不足以自行，但每为国人良心境界痛心，便对伯尔曼的“法律信仰”说做片面解读， 也未必合适。确实，西方社会至今仍多用宣誓，但如果说其社会法律制度对宣誓有多么实质性的依赖，倒也未必。美国法院传唤证人时要求其手按圣经宣誓诚实，但 如果靠这样的仪式就足以保证证人不说谎，我们就很难理解“妨碍司法”(perjury)为何在美国历来都是足以导致监禁的严重罪行。而新生入学固然都要举 右臂宣誓，但“严守荣誉法典”并不仅仅是为自己脸上有光：美国法学院的“荣誉法典”，其实不折不扣就是一部法典(Code )，上面详细罗列了“违法”行为及其后果。比如考试作弊、论文抄袭，触犯者不但会被学校处分，而且记录在案，申请律师资格、找工作都会遇到大麻烦，投进法 学院的巨额学费就此打了水漂。

违反誓言的后果是严重的，但严重的后果其实并不来自誓言以及誓言背后的信仰，而恰恰来自一套世俗甚至“肤浅” 的、通过有效使用胡萝卜和大棒维系其运转的制度。特别是，除了显而易见的“大棒”，需要注意到，好的制度也能提供“胡萝卜”：近年来关于法律与社会规范的 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都已指出，说话算数、信守诺言者，在能够准确有效传递信号的制度中，会因获得更多人的合作而受益。另一方面，对誓言有坚定的信仰 也并不能保证不犯错误。还是以学生宣誓恪守荣誉法典为例。由于美国学术写作规范复杂，引证体例繁琐，即使诚实的学生也有可能犯错，而一旦犯错就构成对荣誉 法典的违反，没有任何辩护余地，所以真正重要的已不是是否“诚实”、看重“荣誉”，而是有没有尽到足够注意。如果制度能够明确该为自己说的话负什么责任， 内心是否“信仰”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重要。

当然，这不是在说，宣誓与信仰完全无关，良心也不能约束人的行为。但如果在“宣誓无用”的现实面前只顾批评国人没有信仰或者制度没有信仰作基础，这就 可能转移本应给予制度分析的注意力。其实，如果组织安排得精致，即使不涉及信仰，“宣誓”也是难得的让人们体验庄严和神圣感的仪式——而对于一个人来说， 美好和丰富的生活需要这种感受。但我们看到，即使《死亡诗社》中那样肃穆隆重的仪式事后也会遭学生恶搞，说明对于现代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感受并非 日常必需品，不能搞得太多。一旦泛滥，倘若组织者再缺乏技巧和想象力，难免就成了国内这种倒胃口的局面；怎么就能赖参与者心灵空虚呢？

“讲述杜克人自己的故事”系列之五：白色乒乓传递青春—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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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指算来，我已经是个有十二年球龄的“乒坛老将”了。虽说是老将，但比起孔令辉四岁学球的经历，我还是曾经一度暗自责怪过父母为什么没有将我“从娃娃抓起”。

真正迷上这个白色的精灵是在初中快结束的时候。我在的南京外国语学校里有很多露天乒乓球台，水泥做的台面和网子，球一打到上面肯定弹飞，“擦网而过”的概 率绝对小于物理上质子撞电子再被弹回来的概率。那时候每当下课铃声要响起来的时候，我便“人在教室心在外”。风度翩翩的语文老师在摇头晃脑富有感情的朗诵 “大江东去浪淘尽”对我不再有吸引力，等到“下课”二字好不容易从老师嘴里蹦出来的时候，早就蓄势待发的我拿起拍子（当时也没有什么好拍子，普通正胶而 已），和同学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狂奔到球台，挥拍便打。由于“僧多粥少”，稍迟一步，我们就只能眼巴巴的做壁上观了。所以后来的百米短跑成绩也得益于此。去 年回国特意去母校怀旧了一番，很多建筑都已经面目全非，但是乒乓球台还都在。从那些龙腾虎跃的孩子们的身上，我不由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真是很怀念那一 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光靠业余时间打球，球技可想而知。我常常自嘲自己当时是“三无”选手——无正规体校经历，无名师指点和专业训练，也无好的拍子（红双喜这个品牌是我当时梦 寐以求的生日礼物）。所以直到18岁的时候我才学会拉弧圈球，这还是因为经常跑到附近的南京大学的乒乓球房，花两三块钱打一小时的结果。当时那里乒坛高手 云集，我就主动上去和他们过过招，学点拉球的技巧，发现原来弧圈球的轨迹是如此的美妙，一来二去，和经常来打球的老师们都混熟了，经过反复练习后，和有些 人还不分高下，让我很有成就感。

保送进南大以后，我就更加名正言顺的去体育馆打球了。一次练习中，一位和我相熟的老师说你既然这么喜欢打球，那就加入校队吧（那位体育老师打球很“贼”， 我到现在都还打不过他），于是我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南大校队成员。其他同学上体育课的时候，我已经挥汗如雨地在乒乓球训练了。校队有一些从省乒乓球队 退役下来的运动员，他们就是“从娃娃抓起”的典范，通常个头只比乒乓球台高一点的时候就开始挥拍练习了。和他们过招才知道“天外有天”。从他们身上，我获 益匪浅。我明白了乒球虽小，可是里面蕴藏的学问巨大。要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步伐，反应，拍子的角度，都是很重要的环节，都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训练才会有 感觉的。体育这口饭不容易吃，爬到金字塔间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转眼大学四年过去了，我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来杜克留学。到美国以后，学业很重，实验室的工作经常是日以继夜。但我对乒乓球“痴情不改”。一周不 摸球拍，心里就痒痒的。但是在美国，乒乓球不是主流运动，与篮球，棒球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踏破铁鞋”，在杜克还是找不到几个打的好的。只有在 Cary, Raleigh那里有几个乒乓球俱乐部，于是我便成了那里的常客。经常是周末的清晨，开车去那里比赛。当然心里面还要不断牵挂着实验室里面的进展。比赛一 结束，来不及回家换衣服，就赶回实验室，确认一切正常后才能放心。

“白色小球在空中画出优美的弧线”那种情景一直让我深深陶醉。是的，白色乒乓传递青春，它是我在杜克留学的岁月里，除了在实验室忙碌之外的一种休闲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就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白色乒乓，伴我走天涯。

附记：Duke乒乓校队的队员一起努力，在2004年打入NCTTA总决赛后，时隔两年，又一次成功闯入2006 NCTTA 2006 Championship！http://department.txwes.edu/tt/nctta2006/index.html 队员们在上学期的比赛中成绩不是很理想，输给了UNC-Charlotte和NC State University，但是在这个学期的比赛中一鼓作气以大比分打败了UNC-Charlotte，Clemson University, NC state的乒乓球俱乐部，从而获得了进入总决赛的资格。

在这里，我顺便给我们的乒乓球俱乐部做个广告：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同学们加入俱乐部，壮大俱乐部的力量。俱乐部每周练习两次，星期三晚上7:30-9:30 和星期六下午3:30-6:30(3 hours!) 最近我的膝盖有点受伤，可能会缺席几次，请和我直接联系(

)。谢谢大家！(物理系 叶强)

“讲述杜克人自己的故事”系列之四：舞出的春天—DCSSA舞蹈团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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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消融，春暖花开，欢快喜悦的姑娘们用手中的扇子舞出了春色的绚丽与多姿。扇子舞‘春满人间’是杜克大学中国留学生舞蹈团最新排演的舞蹈，整个舞蹈在传 统扇子舞的基础上融入了其他舞蹈形体的编排。流畅多样的动作，起伏明快的节奏，整齐流动的造型，都如扑面的春风般让人耳目一新。值得一提的是，全长七分多 钟的舞蹈都是由舞蹈团成员们利用课余时间排练完成的。每个周五的晚上，她们都会聚在一起，一起练习基本功，一起彩排新的舞蹈，甚至一起设计舞台服装……最 终，辛勤的努力迎来了舞蹈团的春天，在最近的CAFA UNC 春节联欢会，DUKE LNY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上出现了她们美丽的身影，精彩的演出得到了观众一致的好评。春意渐浓，请和着这悠扬的音乐走入她们的舞蹈，醉入这人与舞谐美的春天！

杜克大学中国留学生舞蹈团最初成立于2003年秋，本着丰富课余娱乐生活与传播中国传统民间舞文化的主旨，舞蹈团在来自学生和学者家属中的舞蹈爱好者的热 情参与下逐渐成为了校园中一个十分活跃的演出团体，并连续参加了2003至2005年的DUKE Lunar New Year 晚会和CAFA 华人三角地区的新春庆祝等一系列活动，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舞蹈团通常每周五晚在Wilson Center的固定教室排练，主要练习一些舞蹈基本功并学习一个新的舞蹈。在大家的努力下，已先后排演完成了傣族舞“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藏族舞“走进西 藏”和扇子舞“春满人间”。当然，舞蹈团不仅是一个学习舞蹈的场所，同时也是一个交流友谊的平台， 我们衷心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的参与。（感谢李羚同学供稿）

“讲述杜克人自己的故事”系列之三：我们在杜克学习的日子里—郑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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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际化。杜克大学高度重视国际化，尤其是与中国关系的建设。从2004年开始，杜克大学Sanford公共政策管理学院就开始每年为来自中国各国家机关和部委的官员们提供培训。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天我们摘录了一篇去年官员的学习心得。

郑曦原，1963年生，四川内江市人。1984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后就读于纽约语言学院和外交学院。现供职于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要著作：《中国远古文 化》等。自名为“岸门口人”，是期冀永远保持草根气质，并对逝去的岁月表达尊敬。2005年9月在杜克大学学习。

杜克大学位于美国东南部的北卡罗来纳州，由美国烟草大王杜克家族于1836年创建。2005年，杜克大学在全美大学排名中与斯坦福大学一道并列第五。与许 多都市中的大学不同，杜克大学堪称一座森林中的大学，它四周为杜克森林环抱，校园内各学院间也多被重重大树相隔。学校中心区是以杜克大学教堂为代表的用彩 石搭建的欧式建筑群，典雅古朴、宁静美丽。森林和建筑共同构成了一个令人神往的学习天堂。

具体承办培训项目的桑福德公共政策研究所（Terry Sanford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建立于1972年，以原任北卡州州长、时任杜克大学校长、后任美国参议员的特里•桑福德的名字命名，以纪念这位在公共政策方面具有地区性和 全国性影响力的著名人物。目前，该研究所主要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各国培养公共政策和管理硕士，并正在为发展成为公共政策学院创造条件。11月4日，桑福德研 究所的鲁宾斯坦大楼正式投入使用，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将军专程前来祝贺，并作了题为“外交：说服、信任和价值”的主旨演讲。

杜克大学为本培训项目量身定做的培训课程充分体现了这所名校在公共政策教学和研究方面的特长和实力。培训课程的一大特点是有一条经济学分析的主线。西方的 公共政策管理学与经济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大量的政策建议都是建立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而西方经济学又主要以数学为分析工具，开设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 学、概率统计、数量经济等基础课，对我们学好公共政策与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从问题发现、提出假说、数据收集、回归分析、确定选项等等，各门课程间都有密 切的的经济学逻辑联系。

经济学基础课上的理论曲线，在其后的专业课程中不断被用于具体分析土地问题、汇率问题、贸易问题，在不同教师那里被自然熟练地应用起来，使人感到那些经济 学的理论曲线又变成了来自于现实经济生活的活的东西。而领导科学、政治机构与领导、冲突管理与谈判等管理类课程，对提高宏观管理能力和领导水平有很大帮 助，使学员们这方面的能力由自然思维上升到理性思维。预算、税收、环境、福利、教育等应用类课程，则使学员们进一步了解了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培训项目的师资队伍以桑福德研究所内原哈佛大学某研究项目的教授团组为基本班底，依托杜克大学各学科教授，并邀请其他大学及机构的相关专家共计30多位学 者组成。这是一支国际化、多样化、学术水平一流的师资队伍。主讲全球安全的Bruce•Jentlson教授，是2000至2005年度桑福德研究所所 长、前副总统戈尔的外交顾问，他功底深厚、经验丰富，教学时温文尔雅，但写出的批评布什政府的文章却十分犀利。应班上同学的要求，他还邀请了选自北卡州的 美国国会议员与大家见面，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政治对话课。

主讲微观经济学和政策分析的印度裔教授G.P.Shukla 曾执教于哈佛大学，并曾在世界银行负责一些亚洲国家发展项目的研究工作，他举重若轻，言简意赅，慢条斯理之中把复杂的政策问题理得清清楚楚。

主讲环境政策的俄裔女教授Natalia.Mirovitskaya，曾是俄罗斯科学院的环境问题专家，她既热情友好、又严格敬业，每堂课都精心为大家准备了许多相关材料和信息。

主讲领导学的Tony•Brown教授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曾担任Acme 互助保险公司董事长和CEO等要职，经验丰富，感性生动。他毫不讳言带给我们的是最好的课，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每堂课都能够把全班学员的热情成功地激励起来。

主讲国际贸易的女教授Corry•Krupp是自由贸易政策的坚定捍卫者，也是杜克大学国际发展政策项目的负责人。在这位被称为“戴安娜”的美丽教授笔下，两条需求和供给曲线充满了灵性，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问题在她的曲线里都能得到完满的解答，深受大家的好评。

特邀授课的则是影响更大的名教授，比如主讲亚洲工业政策的Perkins教授, 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对中国工业发展情况有精深的研究；讲授政治学的Aldrich教授是美国排名首位的政治学家，是研究选举问题的权威；讲土地管理 的Brown教授，在哈佛大学任教20多年，是研究土地管理问题的名家。

美国教授的授课方法也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非常善于扑捉新鲜案例，例如美国这次遭受卡特琳娜飓风后，公共政策分析的教授马上就给学员们剖析这次自 然灾害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以及近期和长远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影响。对于“中海油收购案”、“人民币升值”，教授们都作了精辟的分析。而无论是大学教授， 还是政府官员，他们都十分重视和善于运用各种分析工具。一个政策案例，既有理论推导，又有模型演算，还有大量的数据分析。这都使同学们大开眼界，受益匪 浅。

作为一所世界名校，杜克大学几乎每天都有各类的精彩讲座。面对这么多知识和学术大餐，学员们如饥似渴，努力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挤出时间去汲取营养。培训期 间，学员们先后听了杜克大学校长关于美国历史和文化的讲演，各学院举办的如“创新和知识产权”；“良政的挑战”;  “美国在伊拉克”； “世界银行在刚果”； “从监狱到议会”； “卡特琳娜灾害分析”； “长远发展和近期发展”； “对腐败问题的研究”等几十场讲座。

培训期间，学员们应邀与杜克大学的其他院系，以及北卡大学和当地的一些协会开展了多次学术交流活动，比如，分别应杜克大学商学院和北卡大学商学院的邀请， 学员们与这两所大学的MBA学生进行了学术交流，介绍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形势以及金融政策、医药产业、税收政策、支柱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情况；应杜克大学亚非 中心的邀请，学员们与选修中文的本科学生进行了汉语练习和交流；应国际发展协会北卡地区分会的邀请，学员们与当地的国际学生、学者进行了交流，介绍了中国 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些情况，等等。

除在杜克大学内的培训课程和讲座外，培训项目还安排了系统的参观访问活动，以进一步加深对国际组织、美国各级政府和社会的了解。培训班专门组织学员赴美国 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参观访问。在世界银行与有关专家就中国贫富差距问题进行了专题座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听取了该组织工作职能的介绍；参观了联合国有关组 织和美国金融机构。

学员们还参观了北卡州最高法院并旁听了有关案件的审理，听取了北卡州上诉法院法官们工作情况的介绍；走访了北卡州预算管理办公室，进一步了解有关预算的编 制执行程序；拜会了Chapel Hill市长，听取了关于城市管理体制的介绍，并观看了当地消防队高层建筑灭火演练；拜会了Durham市长，听取了城市发展情况的介绍，并参观了当地传 统卷烟企业厂房现代服务业改造项目；走访了北卡大学政府学院，了解有关北卡州政府公务员培养情况；参观了Delta高科技公司和SAS公司，并了解北卡州 “研究三角地区”产业发展情况；参观了杜克大学森林管理处、北卡州集市、农民市场、超级市场以及其他连锁市场。

北卡州过去十几年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北卡州是美国传统的烟草、棉花等农产品生产基地，其烟草业一直居美国首位，纺织业也是其支柱 产业。由于在国际贸易中传统产业特别是纺织业失去了比较优势，北卡州及时改变发展战略，彻底改变了产业结构。依托于这里的雄厚的大学、科研机构和优美的森 林环境优势，北卡州把发展重点放到连接Railegh、Capele Hill、Durham三个城市的“研究三角区域”的发展上，引来了大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安家落户。现在有人称加利福尼亚的硅谷、波士顿的高科技园区和北 卡的“研究三角区域”是美国经济最亮的三个增长点。Durham市已由过去的“烟草之都”变成了今天的“医药之城”。

在参观访问、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学员们不断观察和感受着美国社会。学员们注意到，由于地广人稀，这里的土地使用方式也与国内明显不同。在北卡州的土地上， 森林很多，高楼很少。除了路边林中一家一户的住房外，看到的其它建筑多是低层平铺的各种Wal Mart、Target、Ross等各种连锁商场以及大片的停车场。在这里，学员们切身感受到为什么说美国是一个架在车轮上的国家，几乎所有出门的人都在 汽车里，也可以想见石油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有多大，任何石油价格的波动都会迅速传递给每一个家庭，引起全社会的连锁反应。这里，公路的便利都 是为汽车准备的，许多公路旁边都没有设人行道，甚至在学员居住的小区人行道也只建了单边。如此种种，都给学员们展示着新的视角和认识。

培训期间，学习生活之余，学员们积极参加校方和当地社区组织的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并得到广泛的好评。杜克大学所在的Durham市有一个为特困人群免费送 饭上门的“Meal on Wheel”（车轮上的热饭）项目，全部由志愿者承担。周围受助人群大约有上百人，多是无法自己做饭的孤寡老人。志愿者先去集中供饭的慈善机构签字领取9 份盒饭，装进特制的保温的大饭包，然后按照家庭地址一一送饭上门。学员们踊跃报名，争当志愿者。通过参加这个活动，学员们看到了美国社会的另一面，感受到 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之大。

学员们参加的另一项志愿者活动是为贫困居民搭建住房。住房基金是由政府和民间集资建立的，由一些退休的老工程师设计监理，由志愿者出劳动力兴建。建好后低 价买给符合标准的贫困居民。很多同学报名参加了这项活动。工作中大家热情高涨，工作虽然没有进度要求，但大家都想给美国人民留下个好印象，不自觉地搞起了 劳动竞赛，又快又好地完成了任务。负责监理的美国老工程师十分满意。

为了让我们加深对美国普通家庭的了解，深入美国社区生活，校方通过一当地社团为学员们与当地居民家庭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每一名或两名学员与一个美国家庭结 成对子。每逢周末和节日是，这些美国家庭就邀请学员们到家里做客或听音乐会或郊游参观，有的美国朋友还积极为学员们查找撰写论文需要的资料、介绍相关的组 织提供有关情况。在与他们的接触过程中，学员们感受到，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很热情友好的。几个月下来，大家彼此结下深深的友谊。当得知路易斯 安那州Ktrina飓风造成严重损失的消息后，全班同学马上踊跃捐款，并派代表及时转交给当地的红十字机构。这些活动不仅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美国社会的不 同层面，也使美方感到很亲切，更紧密了彼此的关系。

每当节日来临，校方都会为学员们做出悉心安排。学员们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中国国庆节、中秋节和美国万圣节、感恩节。为了让中国学员能过好国庆节，校方专门 为学员们租用了文体设施齐全的教师俱乐部，许多任课教授也一道赶来和大家联欢；中秋节前后，有的教授组织大家观看杜克大学与海军队的美式橄榄球比赛，有的 教授邀请全班同学到家中聚餐；同学们还参加了杜克大学中国学生联合会还举办了中国电影专场晚会。万圣节之夜，学员们到杜克大学的教师社区参加了节日聚会， 随后校方派车送学员们到北卡州首府Railegh的主街观看了市民的万圣节化妆游行。此外，同学们还应邀参加了由杜克大学国际中心和哈萨克斯坦留学生举办 “哈萨克斯坦之夜”等文化交流活动。（本文由班领导集体执笔，主笔：P）

“讲述杜克人自己的故事”系列之二：我的新东方人生—孙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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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每一代人成长的岁月中总有一些关键词。比如我们的父辈，上山下乡、蹉跎岁月、改革开放是他们共同的记忆。而对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上海滩”、小虎队、奥赛、高考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体验。在美国，在杜克留学的人，自然还会谈起托福，GRE等，喔，别忘了，还有新东方。

新东方名师孙继军想必很多学子都不陌生。76年出生的他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 99年底加盟新东方，至今已培训超过30万的学生。曾任上海新东方学校部门主任、广州新东方学校副校长，天津新东方学校校长。2005年他放弃百万年薪来 到杜克Fuqua商学院攻读MBA学位。

今天我们转载一篇有关他的专访。受DCSSA的邀请，孙继军将于近期为杜克中国同学举行一场讲座，谈谈他对回国发展的一些看法。敬请大家锁定dukechina.org，关注讲座信息。

孙继军：新东方，我无悔的选择

“作为男人应该经历两件事情：第一做过农民，第二做过军人。农民让你理解生命的苦难，让你有一颗仁慈、善良、真诚的心，军人让你严守铁的纪律，锻造钢铁般毅力。”面前这位只有28岁的年轻校长正铿锵有力地阐述着自己对人生的看法，真诚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初吻新东方

乔：和很多学员一样，我很想知道您为何会选择新东方作为事业的发展平台？

孙：我进入新东方，其实是很巧合的一件事。1999年，刚刚走出校门的我，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微软公司一名人力资源主管。在大量的人才招聘甄选过程 中，我发现太多的年轻人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也不知道未来能干什么，用人力资源的专业术语来讲，就是缺乏人生的职业规划。当时我就在 想为何这一代年轻人有如此多的迷茫和困惑？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吗？这时，我想起了鲁迅从日本学成归来弃医从文的那段人生经历。照鲁迅先生的看法：中国青年 瘦弱的不是身体而是思想。要想改变年轻人的这种无所适从的状态，唯有教育！于是我便开始对研究年轻人的教育产生了浓厚兴趣。正当我独自求索的过程中，身边 许多同事和好友都在不同场合提到了一个名字：新东方！我不禁追问：新东方究竟为何方神圣。一次偶然的机会，巧遇新东方创始人——俞老师在中关村礼堂举办的 一场免费英语学习讲座，讲座持续了三个小时，数千人如痴如醉地倾听着，掌声此起彼伏，俞老师的讲座把人生奋斗和英语学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我受到了一次 精神洗礼，心灵深处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共鸣，于是萌生了加入新东方课程培训的冲动！

乔：原来您也上过新东方的课？当时感觉如何？

孙：走进新东方课堂我更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这支优秀卓越的教师队伍：年轻、博学、激情四溢，他们独特而新颖的教学风格是新东方课堂上独有的风景线。于是我就决心要走上新东方的讲台。

拥抱新东方

乔：您显然成功了。您在新东方讲坛上一帆风顺？

孙：没有人永远都顺利。第一次走上讲台，我怀着兴奋、紧张、激动的心情，面对着几百双充斥着求知欲望的眼睛，我的内心激荡不已。人生第一次领会到所谓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如此重大。饱蘸激情的两个半小时的课程，使我大汗淋漓却又懵然不觉，直到有一位细心的学生给我递上了纸巾。我真的是进入了人生从 未体验过的一种境界，处于一种很亢奋的状态。

乔：那岂不是很顺利吗？

孙：但是紧接着有两个学生走上前来和我交流听课心得，他们直率的指出我讲课的缺陷所在：内容编排有些散乱，二、普通话不标准，南方口音较重。听到这样 的评判，刚才的兴奋一下荡然无存。我意识到，新东方的老师不仅责任重大，而且对素质的要求也很高，于是我重新钻研教材、理顺上课思路、构思教学内容层次编 排，反复听磁带、寻找发音缺漏。这样举一反三，很快我就能熟练地驾驭所授课程，并获得众多学员的认可。

乔：听说你有时一天上十个小时的课，当时什么感觉？有没有后悔过？

孙：当时的感觉，一个字：累！应该说，大家很多时候都只看到了新东方老师阳光的一面，但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痛并快乐着。2001年暑假，课教到一半，我 经常说不出话来，或者说着说着就突然变调，很多同学都说我说话有磁性，但不是磁性的磁而是雌雄的雌！但是我绝对不后悔，因为学生给了我最大的安慰。曾经有 位学生在课后送给我一个夹有300元的感谢信，我还记得信上有这么几句话：“老师，您是我见过的最棒老师。这300元是我平生赚来的第一笔收入，我要送给 我最敬爱的人！”有这样的学生，我永不言悔！

乔：您这么年轻，怎么会这么快地进入新东方管理层呢？

孙：回想我到新东方一路走来的三年，从优秀老师到教学主管；进而成为分校校长，凭借的是新东方那种公正、公开的人才选拔机制。我在新东方没有关系，只有勤奋，而新东方是个真正“天道酬勤”的地方，只要你优秀，新东方一定还你天才以本色。

乔：您在管理岗位时，和做老师时有什么不同？

孙：进入管理层后，个人的事业又迎来了一次挑战。作为教学主任的时候，我就强烈的意识到仅仅自己是个优秀的老师是不够的，还应该为新东方培养出一批优 秀的老师，才能把新东方的教学理念发扬光大。我经常给老师们打这样一个比方：我们老师自身在学习TOEFL、GRE这样高难度英语的时候，就像在爬一座座 大山。从山脚到山顶，有无数的困难险阻，现在我们已经登上山峰，可以开始新的选择，例如你可以出国深造，也可以凭借英语的优势去追逐更高薪金的职业。但是 为何我们不回头看一看，身后还有无数的学弟学妹们依然在艰苦地攀登着这样的山峰？我们应该在山势险要的岔路口等待着他们，告诉他们：同学！请往这边走，那 边走是错的！这就是新东方老师应有的责任感。当我走上分校校长岗位时候，我又深深地认识到新东方不仅要有一批杰出的老师，还需有一批高素质、富有团队精神 的员工。

乔：作为一校之长，你认为新东方成功秘诀在哪里？

孙：新东方的成功在于不仅给了学生想要的知识和方法，更重要的是给了学员奋斗的信心和拼搏的勇气。在新东方教课过程中，我曾经有这样的经历：一天课 后，一位家长带着女儿找到我，对我说她女儿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导致大脑发展缓慢，明年她就要参加高考，希望我能帮助她。在后来的三周里，我带着这个小女 孩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我带她去了残疾人疗养院，让她了解到和她一样身残但是志坚的人活得是何等地快乐！告诉她身体残疾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灵残疾了，那就 不可救药了。第二件事情是带她去玩过山车，教她克服恐惧心理。任何人在做一件事之前首先想到是困难，但是如果你不去做就永远都不知道你能不能做成这件事， 所以你唯一的选择就是Try to do it !第三件事情是和她一起看了一部电影《阿甘正传》，我告诉她阿甘智商很低却每件事情都能成功，因为他掌握了成功的秘诀——坚持到底。一年之后，这个女孩考 上了清华。更让我惊讶的是五年之后她拿到了MIT的全奖。

展望新东方

乔：将来您有什么打算吗？

孙：人生有两件事，一是定位自己，二是选择道路。回想我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我觉得自己经过了三个过程的转变：一是labor 。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由于贫困经常受人欺负，所以那时我就决心去学习武术，要用身体的强壮去维护自己的尊严。但当我进入大学之后才明白靠体力来生存是 人生生存的最低阶段。于是我明白人活着必须有技能。也就是我们说的skill，故我又开始拼命地学习英语，并运用英语这项技能开创事业。本以为凭着技能就 可以安逸的度过此生，但当我走上管理岗位的时候，我再次领会到，人可以更高境界地生活着：就是靠intelligence 生活。即在他的领导下有一批有技能的人才为他工作，大家共创一番事业。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愿望，也是所有新东方人的共同夙愿。（乔玉婷）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八：社会系高柏教授—中国的发展模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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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内生的创新体制

《21世纪》：中国一方面在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在管制上游资源的价格，比如水电油的价格，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一些涨价的压力并没有传导到下游产业中去，当然，这对出口有促进作用。

高柏：如果不控制上游价格,中国的生产成本肯定上升，最后肯定要反映在物价里面。由于上游企业大量是国有企业，对上游资源的价格管制等于是一次变相的 再分配。它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收入，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用这部分来补贴中国的出口和就业。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的交易。

目前中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中国有大量的人口，必须依靠国际市场的需求来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这个模式如果实行长期下去会有严重的国际政治经济后果，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21世纪》：那在政策上怎么办呢？

高柏：按照比较优势继续发展还是选择竞争优势自主创新？如果你把这二者绝对化，那它们是相互矛盾的。假如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好像一旦要搞自主创新，就意味着政府要动员所有的资源为此服务，别的都不管，那这两者肯定矛盾。

但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非是这样。首先政府现在掌握的资源比过去大得多。其次，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政府政策中的重中之重，不可能因为要发展自主创新，影 响就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都不要了。实际上，这两者可以并举。一个开放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干预与计划经济中的政府干预完全不同。在计划经济中，政府的全部 资源都被计划控制。而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可以集中一部分的资源做最想要的，与此同时允许其它部分自由发展。另外，自主创新不一定非要以政府决定企业 在竞争中输赢的方式来进行。把政府资源通过行政手段分配给一两个企业以培养冠军的方式，既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又会催生垄断损害消费者利益。

中国现在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到了一个财富迅速增长的时期，这笔钱花得是否聪明对未来具有很大的意义。

《21世纪》：也就说中国需要现在为未来进行投资。

高柏：你趁手里有钱的时候不干这个事，那什么时候干？中国把钱花在产业的升级换代，为自主创新搞一些基础性建设，现在是最佳时机。这与发展社保和大幅 度调整农村政策是同一个道理。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日元急剧升值时犯的一个错误就是错过了一个大幅度调整发展模式的好时机。

《21世纪》：假如中国继续在这些基本的投资上倾斜，将来可能形成一个什么新的增长模式呢？

高柏：思考中国模式一定要跳出东亚模式的框框。在关于发展模式的国际学术文献中,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是与比较优势有关的两个针锋相对的模式。一提拉美 的比较优势,人们就谈到自然资源。日本和韩国代表的东亚模式更重视竞争优势。这种模式立足于内生的创新体系去发展高附加价值产品，同时尽量限制外资对本国 市场的渗透。

把中国放到这两个参照系里去比就会发现中国和它们的异与同。中国与拉美相似之处在于也相信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对外开放国内市场并参加跨国公 司主导的国际分工。在这些方面,中国与韩国和日本完全不同。但中国与拉美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在依靠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积极地进 行产业的升级换代，并于两年前开始向以自主创新政策范式为代表新发展模式的转型。在强调创新这一点上中国模式又与东亚模式相通。现在国际上最担心的就是这 两个特点的结合，这就是为什么萨缪尔森2004年那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那么大的讨论的原因【2004年夏季，时年89岁的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展 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了题为《在李嘉图、穆勒理论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一文，对自由贸易精神提出了质疑。相关报道参见本报2006年3月6日33版《自由贸易损害了美国吗？》一文——编著 注】。

《21世纪》：这样的转变对制度变革有更高的要求吧？

高柏：这个模式转变的前提就是制度性建设。最简单的比较优势发展模式对制度的要求很低。比如你在广东设厂，招一批农民工做玩具就完了。随着产业的升级 换代，开始造汽车，甚至大飞机、高速列车，做这些东西制度的因素就变得十分重要。这次国内讨论大飞机上马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原有的航空工业体制是否可以 完成这个使命。服务业对制度的要求会更为高，而中国在这方面恰恰是最落后的。

《21世纪》：那您觉得我们现在从过去简单的比较优势转向自主创新的竞争优势，可行性有多大？

高柏：这不是一个是否可行的问题。如今,中国面临的国际局面很清楚。前面有发达国家在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后面一堆发展中国家穷追猛赶。中国必须要为 劳动力不再廉价那一天如何参加国际分工做准备。中国现在是全面开放，外资为很多产业带来了生产技术。本国企业如何把这些技术转换成中国自主创新的能力，哪 些制度会促进这个转换，这是中国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也是学者们要大力研究的课题。

《21世纪》：那您觉得中国政府现在这方面的政策如何呢？

高柏：我觉得现在中国政府的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从汇率政策上看,一方面在调整,人民币在不停地升值。另一方面是升值速度并不是太快。这给所有企业一 个清晰的信号，升值是未来的大趋势。同时，也尽可能为企业争取调整的时间，因为大的结构性调整不是一天半天可以完成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往往伴随着一 个痛苦漫长的制度性建设的过程，速度太快的话是会翻船的。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八：社会系高柏教授—中国的发展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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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根本性的竞争

《21世纪》：我们过去奉行比较优势理论，经济发展较快。走到今天，这样的发展模式又造成了哪些现实的问题呢？

高柏：我认为主要造成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加剧了国内不平等现象，第二是恶化了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强调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为了保持强化这个优势,就可能会人为地控制工资水准。沿海农民工曾经十年不涨工资, 现在仍然有人主张对最低工资要慎重, 因为一旦工资上涨，国际贸易就要出问题。

实际上，不平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那么不平等在中国与比较优势的理论有什么关系?

比较优势理论在两个方面与不平等有关。第一，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外资的工资要高于国内企业。第二，无论劳动力密集型,还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都可 以在中国找到低成本而相对高质量的雇员，像外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汽车全球生产商，它们要雇一个大学毕业生要付多少钱？如果在广东，甚至在内地做玩具，或 者是做衬衣的企业，一个员工要多少工资？这是很简单的算术。在美国,许多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早已经转移出去。而在中国的特定环境里，高科技、中科技和低科 技产业并存,而且都是外商投资的对象,它们之间的工资水准差距很大。随着产业升级换代的进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合格的人才会相对变少，这就使得该领域劳 动者的收入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国际上的研究早已指出外资会加剧受入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

《21世纪》：但是这个跟我们在实际中的政策又有什么关系呢？

高柏：这和政策有直接的关系。这里讲的比较优势影响的不仅仅是贸易政策,它影响的是整个政策范式。在这个范式中,如果政府在解决经济平等方面无所作 为，大量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没有其它选择，只好接受十年不涨工资的现实。但是你看一看2004年以来的变化,几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的。加紧解决 三农问题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发生短缺,农民工的工资也上涨很快。当政府取消农业税，对种粮进行补贴时，农民工就有了其它的选择，很多人回家 种地去了。政府虽然不能要求资方涨工资，但可以通过政策手段去改变工厂运行的环境，使劳动力市场发生变化，最后工资不得不涨。

《21世纪》：第二点呢？

高柏：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比较优势与从主流经济学看比较优势有很大的不同。经济学假设各个国家在参加国际贸易时自觉地奉行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比 较优势原则，这完全忽视了实际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当一国产业受到贸易的负面影响，这个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会坚决反对。

中国发展模式跟其它国家相比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中国是靠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去发展经济的。中国进出口的近百分之六十来自跨国公司在华企业。

第二，由于中国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不局限于一个产业，这种发展模式对其它国家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传统上的东亚模式。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曾被西方认 为是最大的威胁，但这种威胁仅仅限于汽车和家电等少数产业。虽然这些产业在西方国家政治中的反日倾向特别强烈,由于数目有限,所以形成不了一种全面的政治 反对力量。

中国则不一样。各产业的跨国公司都想把中国纳入它们的全球生产链。这意味着许多支撑发达国家就业的产业都有可能向中国转移生产。这一方面大大地加速了 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中国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例的迅速上升以及外资在其中的巨大份额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的廉价优质劳动力在所有这些产业里通过外资向中国转移生产过程的形式对发达国家的就业造成了威胁。这将对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以及对 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到目前为止，跨国公司仍然是这些国家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中国的政治盟友，因为他们是生产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是这种局面将随着中国自 主创新的不断加强发生变化。当中国企业全面加强国际市场竞争力时，中国与跨国公司的利益也可以发生正面的冲突。这一前景无疑是世界发达国家许多企业的心 病。

与此同时,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世界工厂模式对国际资源市场和能源市场的影响也在急剧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可以说，这种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本身有一种不断恶化自身外部环境的内在机制。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八：社会系高柏教授—中国的发展模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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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之一《21世纪经济报道》最近刊登了对杜克大学社会系高柏教授的专访，探讨中国的发展模式。本站全文转载。

“中国发展模式必须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无疑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但对其含义的理解在各个学派之间却存在着显著的不同。29年前，当中国打开国门，利用自身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加入全球分工链条的时候，无疑是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思路。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深化，对此模式所引发的种种后果在国内外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争议，“衬衫换飞机”是否仍将是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基本发展态势，对此社会各界有着尖锐对立的观点。

在中国出口迅速增长，国家财富大量涌现的同时，自主创新、立足国内开始成为了政策的主流。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呢？我们到 底应该如何去看待原有的发展模式呢？为此，本报特别策划了此系列，希望从学理和实践等层面来剖析比较优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并讨论中国下阶段发展目标的 设定以及方式方法的选择。也希望可以抛砖引玉，引起各界人士对此内容的探讨和分析。文章欢迎读者来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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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财政部等国家机关宣布从7月1日起对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税率进行调整，这是中国政府为了缓和贸易顺差，减少贸易摩擦的最新举措。随着中国世界工厂模式的确立和发展，一方面是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则是国内外的种种相关问题，例如贸易摩擦、污染等。

在学者们为了解决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失衡而开出种种药方的时候，无法忽视的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以大进大出，参与国际分工的 模式，曾经有效的开发了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廉价劳动力，使得人多在中国更多的被看作成一种资源。而这一切的背后就是比较优势理论思维。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高度互动，而且复杂程度大大加深，一边发展一边转型，这对未来的战略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分析中国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优劣，本报此次特刊登对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高柏的专访，以飨读者。

比较优势的社会建构

《21世纪》：目前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的增长势头，外贸发展很快，但贸易顺差引起的国际贸易摩擦也比较多，最近政府也下调了一系列商品的出口退税，那么在您的眼中，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是遵循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高柏：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发展模式直接采纳了比较优势的理论，对外开放从沿海一下扩大到内地,产业也从原来有限的几个扩展到很多产业，甚 至服务业。1992年以后，外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公司迅速进来抢滩布局，所占比重大幅上升。加入WTO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这个说法开始 出现。过去这十五年中中国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依靠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参加国际分工，依靠国际市场的需求来促进中国国内的就业和经济增长。

《21世纪》：您刚才提到了中国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而我们也知道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和比较优势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您看来，应该如何认识这个理论呢？

高柏：比较优势的理论对中国实现从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向优先发展轻工业的转换，以及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解决国内大量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而言，有重要的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后果，要求我们对此进行反思，选择一种新的发展道路。

首先，我们谈一下比较优势的性质。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比较优势就是自然禀赋，即一国生产要素的配置，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等。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如果各国都生产利用本国丰富要素的产品并相互进行贸易，各方均会受益。

但是，如果我们从几个其他学术分支或理论流派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较优势的性质则更为复杂。从经济社会学里新制度学派的视角来看，经济理性是被社会 地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出来的，它受人的认知的影响。就比较优势而言，根据该学派观点，只有当中国人自己和中国人的外国贸易伙伴共同认为廉价劳动力是中 国的比较优势时，它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目前国内和国际上对于中国比较优势的认识存在一个认知差距。国内更多地强调劳动力廉价这一侧面，而国际上看重的不 仅是其廉价，而且也包括其优质。中国劳动力的优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二是比较有纪律。当然,优质廉价劳动力在这里指的是中国与他国 相比时的绝对数字,并不是在中国总人口中的相对比重。这个认知差距看起来似乎很小，但在实际中，它的影响会有很大的不同。

经济学内部关于贸易的基础也有不同的看法。杨小凯(杨晓凯新闻,杨晓凯说吧)（曾任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教授，曾提出“后发劣势”的观点，2004年病 故——编者注）曾经对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做过很好的梳理。在杨小凯看来，斯密认为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是专业化 经济的问题。分工是其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到了后来被李嘉图和马歇尔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规模经济给取代了。在我看来，经济学这两大传统之间的一大区别在于斯密 的分工理论包含着人主观选择的可能性，而李嘉图-马歇尔的比较优势理论则排斥这种可能性。换句话说,斯密代表的经济学传统与经济社会学的新制度学派在这一 点上有相通的地方。

《21世纪》：可以具体谈谈这点吗？

高柏：我们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两个理论传统在贸易实践中有什么样的不同。资源配置效率说的通俗点就是什么赚钱做什么。在美国有一个说法是，不管做 什么片，计算机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挣钱就可以。这是从生产者或投资者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贸易问题。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资源配置效率的意思是什么东西便 宜我买什么。

看专业化分工的效率可以以日本和德国为例。他们强调本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依靠高技术工人和工程师之间的紧密合作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他们不是靠低价格 来竞争，而是靠产品的质量来竞争。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的比较优势完全可以被不同的社会进行不同的建构。假如认为资源配置最重要，那肯定要强调廉价劳动 力。如果相信分工的重要，在国际分工体系里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那就需要自主创新。

从一国如何参与国际贸易才能获得最大利益这一特定命题出发，斯密的分工理论，熊彼特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以及当代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可 以视为一个彼此呼应的,与主流经济学强调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截然不同的经济学传统。斯密强调分工对贸易的意义，到了熊彼特等于是为分工提供了一个 基础,强调以创新为基础的分工，迈克尔·波特则把创新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支撑进一步操作化。如果从这一理论视角看比较优势,我们的观点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21世纪》：那么对比较优势的不同看法对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思路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高柏：为什么说认知重要，为什么说认知因素影响比较优势，为什么说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这对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有很大的影响？作为熊彼特意义上 的企业家，与一个商人挣钱，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商人可以是什么挣钱干什么，这正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本义，而熊彼特讲的企业家是需要一种品格的。从资源 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研发在成功之前对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价没有大的好处,因为投资者关心的是短期的股价,而研发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太大。反之,无论是德国和 日本这种所谓的“工匠型”国家，还是华为、奇瑞和阿里巴巴这些国内创新型企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自身定位在贸易分工中的高附加价值一端,然后绝 不因为一时资本回报率低这一资源配置的原因而轻易放弃这个定位，把追求这个定位当做一个使命来追求。

去年夏天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当客座教授时特别想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外包是否也对日本的就业形成了大的威胁,因为在美国近年来人们一直强调外包对国内 就业的冲击。我从媒体上感觉好像日本人没太把外包当作是一大威胁。去了后看了很多出版物，包括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同样是讲外包，同样面临国际竞争的 压力，日本企业的做法跟美国企业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企业把技术当成是命根子，如何保护技术是考虑外包时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而外包也往往是通过自己 本公司在外设厂来进行的。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七：细胞生物学系王帆教授专访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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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SA: 1998年博士毕业以后您去了马克•特希尔拉维尼的实验室作博士后，马克后来2003年的时候去了工业界，成为了Genetech公司资深副总裁。神经生 物学泰斗，诺贝尔奖获得者埃里克•坎德尔 (Eric Kandel) 对他的评价是 “马克甚至可以领导美国，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 从他身上您学到了什么？

王帆: 你说得没错，马克对实验室的经营很有心得。他会花时间来确保实验室的每个人都过得很开心。他招来的人都有很好的团队精神，他觉得“人和”是极其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马克是很实际的一个人，他总是想方设法的给实验室的所有人找到一个可行性很高的课题。

刚才提到了理查德对我的很多好的影响，但是，理查德对我也有一点“坏”的影响。在他的层次，他可以做非常有风险的，时髦的，有创造性的实验。他可以接受失 败的打击，只要试验室总体课题的成功率高就好了。从理查德实验室毕业以后，我觉得我有点冒进了，选课题的时候太敢于冒险了。这样在博士后阶段就吃了一点 亏。我博士后前期做的课题，非常前沿，有长远意义，但是当时只有很少的背景研究。虽然我做的很辛苦，却三年多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个时候马克就和我说， “你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别的课题？像琳达•巴克那样能在博士后期间九年如一日不计得失地做一个课题的人是很少见的。大多数的人需要得到正反馈，如果你很长 时间都没有成果，你可能会逐渐对科学丧失兴趣的。你可以先做一些别的容易一点的课题，得到一些结果，这样你心里可能会高兴很多。” 马克说得很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承受多次失败的打击。坚持不懈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科研真的那么辛苦却鲜有收获的话，可能很多人就会选择放弃。我听从了 马克的建议，换了一个课题，后来就进展的很顺利。所以我觉得马克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他知道怎样让实验室的每个人个体利益最大化，从而激发他们的斗 志。我现在管理自己的实验室就是以马克为榜样，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学生和博士后需要成果。我既要鼓励他们去做有风险的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同时也要给他们想好 一个安全的课题作为退路。所以说我的两个导师都对我的成长至关重要。理查德教会了我怎样做科研，马克则教会了我如何经营一个实验室。

DCSSA: 刚才提到了您在一个课题上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却没有得到什么成果。能告诉我们当时的心情么？您又是如何克服困难，很快在另外一个课题上获得成功，并发表了一篇《细胞》论文的呢？

王帆: 我先从当时的课题设计谈起。博士毕业以后，理查德说，你博士后期间最好不要接着做嗅觉方面的研究。因为虽然你在嗅觉领域已经驾轻就熟，但是这样的训练对一 个科学家来说是不够完整的。最好找一个其他方向，这样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我对感觉系统很有兴趣，博士后期间就选择了躯体感觉领域。躯体感觉系统实际上是 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它包括痛觉，触觉等等。我们知道在大脑躯体感觉皮层有一个复杂精细的体表感觉投射地图。那么这个投射地图在发育过程中是如何形成的呢？ 有什么分子机理驱动这个过程呢？科学界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我就想做这方面的研究。马克实验室的研究领域是发育神经生物学，主要研究神经细胞突触定向生长的 机制。于是我和马克商量了一下，他就同意我到他的实验室做这个课题。

结果我们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当时基因组计划还没有完成，大量的基因还没有被发现。我们这个课题就等于说要在无数的可能中去搜寻某些个候选基 因。希望这些基因在躯体感觉神经元定向生长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个实验过程有如大海捞针，我们尝试了无数的实验技术，但不幸最后都碰了壁。后来马克就 果断的让我换了课题。那段时间工作很辛苦，自己又刚刚怀孕。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发现即使有了远大的目标，还是有很多“近忧”。看到实验室别人 发文章，而自己什么成果都没有，真挺难受的，当时也只好“感情要粗糙一点”了。（笑）好在我这个人不是特别容易担忧。那个时候我还是强迫自己对未来抱有信 念，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挺过这个艰难时期。后来就“柳暗花明又一村”，换个课题，运气一转，就顺利做成了。

DCSSA: 很精彩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学到了很多。接下来能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在杜克大学的研究工作么？

王帆: 实际上在杜克我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搁浅的课题。就是说大脑躯体感觉皮层投射地图在发育过程中是如何形成？躯体感觉神经元定向生长的分子 机理是什么？还有就是触觉产生其感知（受体）和认知的分子机理是什么？在基因组计划完成之后，生物学家就掌握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基因库，一些搜寻基因的实验 技术也逐渐成型。所以我返回头又去做那个课题，一下子就找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候选基因。这个课题忽然间就变成了很有希望，成为了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

DCSSA: 在科研经费申请情况比较困难的现在，年轻的教授如何尽快脱颖而出？

王帆: （笑）现在的情况是比较困难，这确实是一本很难念的经。以我为例，我2003年找工作的时候，当时杜克给我的启动基金是40万美金。我就打电话给理查德， 理查德就说，“这个钱远远不够，你至少要有80万美金！”但是我当时已经和杜克签合同了。所以心里就想，“天哪，我要去哪里再弄剩下的40万？”（笑）在 这个压力下，我就到处去申请别的资助，后来2004年就陆续的就申请到了Alfred 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 Whitehall Foundation Award 和 Klingenstein Fellow。我算了一下，刚好够40万了，这下心里才踏实了下来。

那下一个目标就是申请美国国立卫生院 (NIH) 的资助了。这个难度就大了许多。后来我拿到了这个资助，我觉得首先是运气比较好。当时国立卫生院有一个专门资助的项目，又称征求项目(request for application)。我很幸运的拿到了这笔钱。除去运气的成分，写经费申请也有一些技巧。我当时写这个申请的时候得到了很多资深同事的帮助。我一开 始写的申请报告，花哨的不得了，总以为越高深越好。结果别人一看，说这个肯定不行，你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写，写得越平实清楚越好，甚至要让领域外的人在短时 间内就看得懂。后来我就按照这个思路去修改，就申请到了。

DCSSA: 刚才提到了在2004 年的时候，您获得了斯隆研究奖(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 Award)。用媒体的话来说，这个奖是未来诺贝尔奖的摇篮，因为有多达35位获得斯隆研究奖的科学家，在后来的科研生涯中获得了诺贝尔奖。您对自己和实 验室的远景规划是什么？

王帆: 没想过。诺贝尔奖？这个太遥远了。（笑）我觉得我现在做的研究课题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课题，所以可能未来的一二十年内，我的研究重点都会集中在人体的躯体 感觉，特别是触觉方面。当然，我还对另外一个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那就是进化。现在基因组计划完成了，人类和大猩猩的基因库也都有了。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 题就是，到底是哪些东西决定了人的智能？目前我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具体的想法，但是如果以后有时间，有精力，我想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

再过二十年，我想我还是在经营着一个小实验室，估计可能不超过十个人。我想我不会做官。（笑）虚荣心还是有的，比如如果有一天能当上院士，自己会非常高兴的。当不了也就算了。（笑）不能想太多，这种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DCSSA: 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可能会冒犯您，先请您原谅。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有三类教授通常会给学生施加比较大的压力。第一类是中国教授，第二类是女教授，第三 类是助理教授。很明显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那么我还是忍不住想问，您作为中国女助理教授，您的实验室经营理念是什么？

王帆: （笑）我有没有给学生过多的压力，这个问题要去问我的学生和博士后。其实，实验室的管理方法和每个导师自身的经历有关。我有过三年多没有任何科研结果的痛 苦，也有过获得成功之后的欣喜若狂。我自己受过的苦，我不想让学生去受。而我自己享过的福，我希望学生也能够体会到。所以我对实验室的每个人都很关心。我 尽量让每个学生都在做着有趣的又可行性比较好的课题。对于博士后，我希望他们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独特的科研道路。这样他们在离开实验室的时候就可以带走一些 有潜力的课题， 从而去建设他们自己的实验室。虽然说学生和博士后的表现，和我的事业成败息息相关，但是如果他们做得不开心，那就没有意思了。其实说到底，生活中没有别 的，感到快乐是最重要的。

DCSSA: 对学生有什么样的期望值？

王帆: 对于那些刚进入实验室的新生，我希望他们敬业，做事情要有很强的责任感。事情一旦下定决心去做了，就要把它做好，千万不能敷衍了事。然后慢慢的，我希望他 们能够拥有独立的科研思想，能够自己去读文献，思考问题。如果要留在科研领域，第一要有很好的工作态度，第二就是要多花时间去思考。如果学生能够把实验设 计想到我的前头去，我会非常的高兴。

DCSSA: 如果有学生决定离开科学领域，您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王帆: 这完全是个人选择，我对此没有反对意见。还是那句话，对于人生而言，你要找到让你感到最快乐的事业。如果科研不能给他们带来快乐，那么强留在学术界，确实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有一个博士生， 她最近准备放弃科学，拿一个硕士学位就走了。她觉得科研的压力太大了，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如果想要两三个孩子，并且照顾他们健康成长，从事科研这种职业 就太不现实了。

DCSSA: 您同意她的观点么？

王帆: 怎么说呢？实事求是的说，科研绝对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职业，尤其是对女性来说。倒不是说这是性别歧视引起的，因为其实很多大学都在积极地扩招女性教师。但是 对于女人来说，当她有了孩子之后，她的世界观就自然而然的改变了。我也是这样，我生了轩轩之后，他的快乐实际上就变成了我最重要的事情。这是很自然的母 性。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双重负罪感。如果我陪孩子玩的时间多了，我会觉得实验室没有管好，没有像别人那样刻苦。但是如果在实验室的时间呆长了，我又 会觉得没有尽到一个当妈妈的责任。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只能两边都牺牲一点，少睡一点，多挤出点时间。再有就是不要太完美主义了。一方面你没必要强求在短 时间内就发表很多好的文章，拿一大堆科研经费。另外一方面，你要相信，只要你爱他，你的小孩一定会茁壮成长。什么事情尽力而为就好了。

DCSSA: 谢谢您分享了自己的内心感受。我相信广大的女性科研工作者一定会从您的宝贵经验中获得很多启迪。最后一个问题是，您在繁忙的科研之外，有什么业余爱好？

王帆: 我喜欢户外活动，比如爬山什么的，但是我身体不是很强悍的那种。（笑）另外就是喜欢读书，中文或者英文小说，选择面很广，什么都爱读。

DCSSA: 再次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杜克大学神经生物学系博士生吴巍采编）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七：细胞生物学系王帆教授专访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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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背景：王帆，北京人，现任杜克大学细胞生物学系助理教授。1988年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93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专业攻读 博士学位。师从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理查德•阿克塞尔 (Richard Axel) 。1998年博士毕业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 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发育神经生物学家马克•特希尔拉维尼 (Marc Tessier-Lavigne) 。2003年受聘于杜克大学。其科研论文曾多次在《细胞》和《神经元》等顶级生物学杂志上发表。在美期间曾获Alfred 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 Whitehall Foundation Award, Klingenstein Fellow in Neuroscience, McKnight Scholar Award等学术嘉奖。实验室主页: http://www.cellbio.duke.edu/Faculty/Research/Wang.html

DCSSA: 王教授，您好。我从您的简历中了解到，您是1988级清华大学生物系的学生。首先能请您谈谈当时选择生物专业的原因吗？

王帆: 对生物学的兴趣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父母亲是航天部的科研工作者。文革的时候他们被下放到河南，不能带我去，就把我送到了地处上海郊区的外婆家，所以我 是在农村长大的。外婆说我从小就对植物动物很感兴趣，她教我的花名菜名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可以说我从小对大自然就有一种亲切感。

文革结束以后，我和父母亲都回到了北京。 上学的时候成绩一直都很好，所以老师都比较喜欢我。我的学习兴趣较广，小时候很喜欢文学，到了中学以后开始迷上了科学。我中学的生物老师马震生对我影响很 大，她经常带我看一些科普读物，做一些有趣的实验。我逐渐学到了基因，遗传密码等生物学知识。就觉得生物这个学科非常有意思，也很有发展前途，所以就选择 了生物科学，并在1988年被保送进入了清华大学生物系。

DCSSA: 大学的生活往往让人终生难忘，如果让您回忆在清华园的日子，您首先会想起什么？

王帆: 1989年，大学一年级碰到的那场风波吧，那是难以忘记的回忆。动乱结束了以后有一个迷茫期，大家都不知道接下去要做些什么了。清华生物系虽然当时很年 轻，却一直有出国留学的传统。我们复系时，第一任系主任是蒲慕明老师，系里面上课用的都是英文的教科书，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外国的生物学研究非常的先进。我 这个人一直都相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真心喜欢做科研，也早早树立了要出国深造的理想。动乱完了以后，大家就觉得国家的大门突然间要关上 了，于是就特别的担心。记得在一次总结那次事件的会议上，很多人讲完了，最后轮到系主任赵南明老师发言。赵老师说，“我也不想多说了，你们也都听了很多 了。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吸取教训。但是我最后想强调一句话，那就是我们系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不会变的！” 这句话在那个时期对同学们真是莫大的鼓励。

还有就是后来张孝文校长讲的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张孝文校长是一个很好的校长，他讲的很多话我可能都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一句，那就是“人的一生中会有很 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这种时候感情要粗糙一点”。 意思就是说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想开了就好，不要太计较了。他说这句话会对我们很有用的。确实，这句话让我受益终身。

DCSSA: 我听说在大学的时候，您已经在学术上开始展露头角，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小有名气，能具体谈谈当时的情况么？

王帆: 有么？没觉得啊？（笑）所谓的展露头角可能就是谁读的书多，谁的成绩好啊之类的吧。我觉得我一生都有一些很好的老师帮助我，我本科时候的导师是周海梦老 师。周老师是邹承鲁院士的得意门生，他非常敬业，对科研充满激情。本科生进入周老师的实验室之后一般都有一个已经成型的研究课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周老 师对我特别的放任，他让我自己去找课题。我愿意做什么，他就让我做什么。自己找课题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周老师就让我到中科院 生物物理所去看一些国外的科学杂志，比如《科学》，《自然》等等。

周老师给我的这种思想层面的自由是很难得的。那种感觉就像是第一次跨入了科学殿堂，看什么都非常新鲜。但是同时，我也感到不知所措。毕竟我是本科生，还缺 少对文献判断和识别的能力，所以在兴奋的同时也觉得很迷茫。周老师实验室主要是做酶学的，用酶变性失活的办法去研究蛋白质的构象。我集中精力主要研读这方 面的文献，其中大多数是英文文献，一开始也觉得很吃力。但我就强迫自己去理解，然后再思考自己课题的设计。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的那个课题是非常难的。那 时候生物学家希望有一天，只要知道了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就有办法推断它的三维结构。实际上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直到现在，要解出一个蛋 白质的三维结构对于结构生物学家而言还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DCSSA: 这么难的一个课题是不是反倒启发了您对科研的兴趣？

王帆: 正是这样。我们知道，从DNA到mRNA，再到氨基酸序列，都遵循着一个基因编码的规则。但是从氨基酸序列到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就突然找不到这样一个普适的 规则，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段研究经历让我发现，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科学家在合力研究着各种各样有趣的本质的生命现象。我觉得突然眼界就开阔了 起来。

DCSSA: 毕业以后，您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并且后来进入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阿克塞尔的实验室。您当时是怎样加入这个实验室的呢？

王帆: 加入理查德的实验室是阴差阳错的一件事，我并没有一开始就认准这个方向。

你想当时就要出国了，爸爸妈妈为了我出国也不容易。那时候家里也不富裕，为了我出国也就竭尽全力了。家里的钱都换成了美元，去买了机票什么的。费了那么大 的劲，爸爸妈妈就觉得我应该做一些重要的研究，要么解决癌症，要么攻克艾滋病。（笑）那毕竟是玩笑话啦，其实刚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以后，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些 什么。本科时候课本上学的东西毕竟还是太少了。后来，我就先到一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实习，主要学习一些基本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手段。做了一段时间，发现兴趣 不大，觉得这么做下去永远也攻克不了癌症。（笑）后来基因敲除技术就火起来了，敲除了一个基因往往就是一篇很重要的封面文章。我就想学这个最先进的技术， 于是就到了第二个实验室实习。做的也很辛苦，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可是还是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我这个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兴趣。有了兴趣以后，就处于那 种 “无须扬鞭自奋蹄” 的境界。不要别人督促，自己就去把事情做好了。

后来我上了理查德•阿克塞尔教的一堂课，他当时讲的是G蛋白耦联受体的信号传导通路，用的是光受体的例子。他讲的非常好，每个细节都解释的清清楚楚。讲完 以后他就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他讲的那么清楚，我们怎么可能会有问题？所以大家都没有提问。理查德就等了一下，还是很希望大家提问的样子。结果大家还是 没有问。后来他就很失望的说：“难道你们就没有一个人想知道这个信号传导通路是怎样被科学家们发现的么？” 当时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作为博士生不应该再和以前一样，被动的去接受知识，而是要换一种思路，主动地去创造知识。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和理查德谈一谈，要去 他的实验室作个实习。我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正是理查德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最激动人心的时期。大家知道理查德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和他的博士后琳达•巴克 （Linda Buck）在90年代初期发现了嗅觉受体基因家族。这项工作是划时代的，它在嗅觉研究方面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可以说那几年每过一段时间，实验室都会有 重大的发现。我进入实验室不久之后的一天，理查德从显微镜室看完一个博士后的试验数据，出来之后他那种兴奋，激动的表情我真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那个 场景我终身难忘，那是第一次我发现科研可以给人带来这么多的快乐，让人如痴如醉。在接下来的实验室会议上，他眉飞色舞的描述了这项工作的意义，迅速点明了 未来的实验方向。他的思维层次是当时的我无法企及的，但是我深刻的明白他已经把我带到了当代科学的最前沿。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所受到的训练真是让人难以置 信。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女学生，到一个科学的探索者，这个转变，我是在理查德实验室短期内完成的。

DCSSA: 理查德•阿克塞尔是一位神经生物学领域的世界著名学者，可以想象进入他的实验室难度之大。您是如何打动这位世界级学者的？

王帆: 理查德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他看上去很凶。（笑）所以大家都很怕他，新学生可能都不太敢去找他。有几个学生给他发了电子邮件，说想去他实验室实习，他没有 回信，于是学生们都陆陆续续的打了退堂鼓。刚才说过我听了理查德的一堂课，下课以后我就追上去和他说，“阿克塞尔博士，我能不能到你的实验室作一个实 习？”他就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很严肃的说了一句：“从来没有人这么叫过我”。（笑）然后他就问我想加入他实验室的原因。这个原因有好几个。一个刚才提到 了，他课讲的很好。第二个就是他非常有名气，学生都很敬佩他。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系开设了一个讲座系列，从世界各地请来优秀的学者作学术报告。学 生在报告以后可以和这些学者座谈。有一次，有个学者在和我们座谈的时候就问，“你们这里有没有来自理查德•阿克塞尔实验室的学生？”。当时恰好没有，这个 学者就接下去说，理查德太聪明了，他克隆嗅觉受体的工作简直是漂亮的让人难以置信。正是这个学者的这番话促使我去读了理查德•阿克塞尔和琳达•巴克的那篇 经典文献，从此我就被理查德的智慧折服了。所以我并没有特别的想用什么办法去打动他，当他问我为什么想去他实验室实习的时候，我就老老实实的讲到了上面三 点，理查德也就高兴的同意了。

DCSSA: 理查德•阿克塞尔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位博士后俞从容写了一篇文章《与诺贝尔奖得主共事》，其中就讲了很多关于理查德•阿克塞尔的故事。那么能请你谈谈您对理查德的印象吗？他是怎样指导你的科研工作的？

王帆: 谈到理查德，那真是有太多太多的回忆了。我可以几天几夜的和你谈论他，但是你要让我一句话总结出来是很难的。可以说理查德是一个绝对的天才，独一无二。他的那种影响是潜移默化，根生蒂固的。他从来不指导试验的细节，而总是高屋建瓴的提出整体设想。

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对科学的洞察力和渊博的学识。他非常博学，分子生物学的造诣炉火纯青。在他面前，我当时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笑）理查德经常 在实验室和我们聊天，我记得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你有没有读刚刚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那篇关于IGF2基因印迹的文章？那时候我科研工作很刻苦，天天做实 验做到很晚，多多少少就疏忽了文献的阅读，那些不是本领域的文章就读的更少。所以我就回答说没有。理查德就坐在那里把这篇文章娓娓道来，还告诉我们这篇文 章为什么有意思，还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够好，未来的研究方向又是什么。我是完完全全的惊呆了，这个经历就让我知道了要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不能只是看到眼前 的这点东西。对知识要有广泛的涉猎，对本领域外的知识也要知道一些，这样才会做到融会贯通。理查德每每看到好的文章，就会在实验室和我们讨论。我受到的很 多教育都是理查德通过这个方式给予的。为了博得理查德的欣赏，实验室的人后来都喜欢去读最新的科研文献，然后去和他探讨。我也是一样，于是乎不知不觉地就 读了很多文章。有点像和武林高手过招的感觉。（笑）他教你一招，你就知道自己差的很远，然后到一边去修炼内功，过几天不服气了又再去过一招，还是差得很 多。这样一来二去，你的功力也就提升了。

理查德对我的影响还在于他重塑了我的哲学观。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严肃的思考过最本质的哲学问题。比如说，什么是意识？人类的思想从何而来？理查德对这些 抽象的哲学问题很感兴趣，他会把这些深奥的问题具体化，并且试图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去寻求答案。和他一起共事，你会感到你所从事的科研工作不仅仅只是在解 决一些很琐碎的具体问题，而是在为了一个很伟大的目标，为了一个很崇高的理想在奋斗。

DCSSA: 您的博士生涯真是一段幸福的时光。能否请您结合自己的个人经历给博士生选择实验室提一些建议？

王帆: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兴趣。理查德的研究让我觉得激动人心，所以我博士读的很开心，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被逼着刻苦工作。在这五年中，我读了很多，想了很多，真 正的在科学领域入门了。这种感觉很好。事实上，在选择实验室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预测博士生阶段的课题能否获得成功的。你是做的顺，还是不顺，没有人能保 证。科研就是这样，很难预测未来的成败。如果对自己的课题失去兴趣，那是非常痛苦的，甚至会觉得寸步难行。反过来，如果你有兴趣，那么即使是两三年都没有 文章发表，你还是会很有自信地去找出办法来解决问题。一句话，兴趣让科研充满快乐。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六：清楚生命之意义的杜克模糊逻辑专家—王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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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生命之意义的模糊逻辑学家
——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杜克退休华人教授
[毛凯 译自《太阳先驱报》Durham,6月19日]

保罗.王研究的是模糊逻辑，但他知道生命中什么对他最为重要：数学上的突破，家庭，以及一碗香喷喷的馄饨—虽然并非一定是这样的顺序。

这位杜克布拉特工程学院退休电子计算机教授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不确定性数学研究，然而作为华人的他十分确定的是，中国的文化和菜肴应该在整个世界发扬光大。

王教授出生在中国南方，于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前夕随家人离开祖国，先是在台湾念完本科，然后移民加拿大并在新不伦斯瑞克(New Brunswick)大学取得控制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后于俄亥俄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86年正式进入杜克大学任教。

他定期回国，并欣喜中国日渐壮大逐步迈入世界强国之列。“中国发展非常迅速，并且对此抱有极其高的热情。”上周他在布拉特学院的一次采访中说道。校方对此表示赞同。

校长理查德.布罗海德(Richard Brodhead)已于周日起程前往中国及远东国家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并将接受清华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布罗海德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提升杜克在中国 的影响力并谋求与中国大学建立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伙伴关系。布罗海德还将广泛接触亚洲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们，以及杜克的校友，现就读学生和即将入学的新生。 双方将互惠互利：杜克新一届本科新生的亚洲人比例将比以往增加5%左右。“在中国同一个城市里通常有很多大学，这正是为了使它们能够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王教授说，“这也意味着它们会不遗余力地提高科研水平，也许并非一朝一夕的事，但迟早会看到成效。”

王教授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中国国内战争时期与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对峙的国民党的军官。共产党最后取得了政权，王教授的一家于是跟很多国民党将领一样，从福建省经由台湾海峡来到台湾岛。

“多年以前无数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这里，现在他们早已安定下来，或开饭馆或以其它职业谋生。我从未在饭馆里打过工，但我总是试着帮助在美国的华 人。说实话开饭馆可不是容易的事。”他投资过一些饭馆，有失败也有成功，后者如达勒姆市大学路上的“尼奥中国”餐厅，这是20年前在他的帮助下开业的，目 前他仍拥有该餐厅的部分所有权。“我乐于看见美国人能够吸取中华文化的精髓部分，”他说，“在这个国家还看不到最好的中国菜。”翻看着一本名 为<<馄饨的渴望：对中国最佳菜肴的探索之路>>的书，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须在上海找到一家至少有300年历史的餐馆—别 指望能在最奢华的酒店吃到这些。

王教授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模糊逻辑理论，该理论是比在计算机和其它控制设备中广泛运用的二元系统更加复杂的决策模型的支柱。这使得研究进入了所谓的 “不确定性数学”阶段，其哲学基础则得追溯到一个名叫威廉.詹姆士的美国人的著作。模糊或者不确定性的研究是与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问题紧密相关的，而且在 诸如模式识别里特别有用；王教授的一个叫马萨基.托盖的学生已经将其引入到光学特征识别芯片市场。

一年多以前，王教授组织了一个不确定性数学研究协会，取名为“哈特瑞斯海角的灯塔”，正如他自己所说，协会的目的就是像灯塔那样指明确定的方向。他也是该领域几本学术杂志的编辑。

王教授还喜欢收藏中国艺术品，特别是二战期间他十岁时在福建遇到的一个名叫李更的画家的画作，这位专注于描绘地方民间文化场景的画家当年以卖画为 生。“而现在，他的画价值连城，”王教授如是说。教授希望更多的美国人能够欣赏李更的画，他听说在中国单纯的对李更画作的兴趣已转变成为一种广义上对这种 艺术形式的兴趣。他还听说在达勒姆有一家古玩店向中国游客售卖明代瓷器。“许多年以前这简直无法想像，”他说，“他们不可能有这些钱”。

王教授设法从被长江水坝淹没的地区弄到一些石器，“这样我就能够告诉下一代我们是从哪儿来的”，他朴实地说道。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五：物理系高海燕教授自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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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奋斗在美国

我觉得种族不是一个问题，人的性格和心态最为重要。人们常说，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你不能否认，在人生一定的时间，会有好的机遇出现，碰到很好的 人，正好在那个时候，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你也介入进去了。我觉得从我自己个人来说，一方面，我的性格比较随和，我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不会带着一个框框去 想，我是亚裔。就像林黛玉进了贾府，“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自己就带着框框去做事，我觉得这种态度是消极的。再仔细想一想，在中国，你难道 就不会遇到这些问题吗？当然我自己很努力，很喜欢自己做的事情。我跟着的导师都是在领域中顶尖的教授。我算是比较顺利，比较幸运。

中国的教育中值得改进的一些地方。第一，你要和别人进行平等的交流。中国学生很多时候会说，导师列出了12345共五点，我明明知道第二点是不对的， 但就是不说。而在美国你如果和导师讨论，导师会问，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你如果指出了不足，导师不但不会生气，相反会对你刮目相看。第二，语言表达能力 非常重要。即使你做了再多的事情，如果不会表达，那么别人还是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很多人在事业上受到挫折的话，我想与这不无关系。有的人很谦虚，说我做了 十分的工作，讲个七、八分的话，别人会不会认为我不谦虚了？如果讲了十分，更是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我中学、大学的老师都不是这么教育我的。可美国人不是 这样，他（她）做了什么，他（她）会讲的很清楚，这样别人就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只要你讲的都是实话，你为什么不讲？为什么不呢？

在美国奋斗，说白了，我觉得还是归结到一个字“闯”。人如果有敢闯的劲头，加上喜欢你自己做的东西，就一定可以很出色。碰到挫折的时候，要有比较乐观的心态。不要遇到困难，就想到我是中国来的。大部分情况下与你是中国人，是亚裔没有关系。

再说一点作为一个女性的想法。我在中国长大。以前就听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我的理解一直是：把天平分两半，男人顶一半，女人顶一半。大家一样重要。 所以我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在清华上课的时候，女老师不比男老师少。虽然女学生少了点――我们这届100个学生，只有13个女生。但是有个有趣的现象。 那个时候，80年进校是0字班，然后是1字班，到我是4字班，每一年全系学习最好的都是女生。所以我没有专门的一个“女性”概念。

到了美国之后，别人开始给我灌输这个概念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物理学家，我从来没有专门去想自己是个女性物理学家。通过交流，我能够从别人的经 历中，得知这可能是个问题。当然我觉得美国这个社会很有趣。你去看任何一个文件，都说男女要平等。但是真正到了具体的事情上来说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一个 女性如果要工作的话，有没有很好的托儿所，有没有好的产假，这是起码的衡量标准。就是全球顶尖的MIT，它这种托儿所也是近几年才开始有的。你知道中国任 何一个大型的国有企业，都是有托儿所的。

现在很多中国家庭开始雇佣各种钟点工。而在美国，一般的中产阶级都承受不起。所以很多家庭算来算去，觉得一个人不去上班比较好。我觉得，作为女人来 讲，我虽然从来没有专门去想我是一个女性，但遇到的困难也是很多的。经常要出差，孩子怎么办？平心而论，做个单身妈妈，还是比较不容易的。我比较幸运是因 为父母对我有120%的支持。父母的大力支持和儿子的善解人意，是我坚实的后方。

从中国到美国，经历了不少顶尖大学。站在不同的位置来看别有一番感受。总的来说，美国的大学对本科生非常好。因为本科生是从18到22岁，还没有成 年，所以需要的关怀更多一点。从东方的文化来说，如果家里面有几个孩子，你总是对小的更关心一点。关于学校的设施，我有一段有趣的经历。我在MIT开始做 老师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97年了。第一年期末大考，考场被设在体育馆。三个不同科目的考试同时进行。有十多个教授在监考。开始暖气开的非常足，大家热得 受不了，拼命脱衣服；然后温度往下调，大家又冷得受不了，把脱下的衣服一件一件穿起来。我当时就想：学生来这么好的学校读书，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在考 试的时候，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在中国，我84年上清华，那时候就有第三教学楼，简称三教。我觉得各种设施非常先进。到了十几年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却没 有非常好的教学楼，这是让我比较惊讶的。

比起清华和MIT来，加州理工学院特别小，但是非常美丽。本科生和研究生各八百人左右。每座大楼之间都非常近，上课很方便，我也没有意识到课堂会是一 个问题。在加州理工的时候，我感觉比较忙，但是忙中还有一份悠闲，保持一份从容的心态。到了MIT之后，可能是北方，冬天特别冷，而且也长，从家里到学 校，花在交通上的时间也相对多一点。所以一直感觉时间紧张。学校的环境也给我一种工厂的感觉。

我担任教职就在MIT和杜克。杜克的物理系相对比较小，教授们相互之间更加熟悉。我来了杜克不久，就和系里面所有教授都见过面了。而在MIT，它的物 理系规模是杜克的两到三倍。MIT物理系在整个学校是分散开的，所以有的教授在别的楼里，加之开会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来，所以我在那里呆了五年，还有不 少教授从来没有见过。

来谈谈国内现在物理学的发展。总的来说，国内现在的物理学的研究发展很快。一方面一些当年就在国内读的博士现在已经逐渐成长起来，成为了国内各研究机 构的科研人员或是大学的教授。还有一批优秀的在海外拿的博士，回国之后进入国内各研究机构。有这样两批人相互协作，就大大促进了国内研究水平的进展。再加 上一批老教授，所以整个规模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个现象我也注意到了，由于以前失去了一些时间，大家比较迫切的希望早点出成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光有心 气是好的，还需要有耐心。每次回国我都能看到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但还是有一些比较浮躁的情绪。一方面是由于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走捷径 的想法。

国内的物理系一般规模比国外要大很多。就算规模最大的马里兰大学也没有这么大。清华现在也在尝试终身教授制。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终身教授当然 只能对刚招的年轻教授，不可能适用于老教授。清华这几年从国外招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从国外回清华任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还要说一说如何培养青少年对科学的热爱。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大环境，二是家庭的小环境。在中国，父母一般被称为家长。每个家长都爱自己的孩 子，但是对于孩子自己喜欢的东西究竟关心多少就是一个问题了。很多家长希望孩子学习什么，而不是从孩子内心真正喜欢的东西着手。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为 什么学法律的人远多于学物理的人？我觉得还是看社会的寻求与经济基础决定的。等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大学生选专业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兴趣。美国学生选择 物理为专业，就是因为喜欢物理。他不会考虑究竟钱赚的多还是赚的少。中国发展到一定时候，整个社会就会更加注重精神方面的东西。我觉得那一天不会很久。

八、舐犊情深

我的儿子Calvin是92年出生的。那是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第四年开始的时候，9月份开学，10月份Calvin就出生了。第二年的时候，我把所有的 博士资格考试都通过了，所以生孩子的时候也是我做博士论文最关键的时刻。我在生孩子的前一天下午还在实验室做到五六点。当时我是做极化靶，要准备四到五个 低压的极化靶。要测量好然后运到麻省理工学院。当时有一个博士后提出来，在飞机运输的过程中，可能激化靶会承受不了飞机上的压强的变化。所以有个技术问题 我要解决，我用一种方法在反复测试。我当时问Bob，你能不能帮我把最后一个试验完成。我可以给你示范一下怎么做。我说，剩下的几个样品，我明天再给你示 范一下。你明天几点能来？他反问我，你几点能来？我说，大概八点到九点之间能到。他说，那好，我也差不多那个时候来。结果晚上回了家，大概11点左右，我 就感觉要分娩了。1点多钟到了医院，Calvin6点22分出生了。Calvin生出来之后，我就在想，早上还和导师约好了要去做实验呢，怎么办呢？于是 我就给系里面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说：“你和Bob说一下，我今天去不了了，Calvin已经出生了，我现在在医院”。Bob过了很多年，还常和别人说起这 段故事。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上午10点多钟，一个非常漂亮的大花篮就被送到了我的病房。那是我们实验室的同事们送过来的。他们对我一直都非常支持。在孩子就要 出生之前，他们为我举行了baby shower（为即将出生的婴儿举行的送礼聚会）。我那个时候也不太懂baby shower。我们实验室的人背着我筹集一些钱，送了我很多很多礼物，让我特别感动。Calvin满月的时候，我开了两个聚会。第一天请中国朋友，我当时 那个两居室的公寓里来了四五十个人。第二天请来了我们实验室的人。那些食物也着实让我忙活了一阵。

初为人母，感受非常强烈。以前看到小孩子，是一种礼貌性的喜欢。总是觉得自己的学习和事业是最重要的。等到Calvin出生之后，我就知道了自己非常喜欢小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每个母亲都偏爱自己的孩子。Calvin非常懂事，我想每个见过他的大人都会有同感；他同时也会体贴人。我觉得欣慰的是：他越来越珍惜这个事实——他 的母亲是一位物理学家，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以前他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妈妈是个科学家”这句话听起来不错。等他上中学之后，科学方面的东西接触得越 来越多，数学上的计算也越来越难。他遇到难题，会和我交流。如果我不出差，他很放心，因为我可以和他一起讨论问题。我平时也尽可能地把东西方的文化结合起 来，与他进行平等的交流。所以我既是他的妈妈，同时也是他的朋友。对于孩子将来希望做什么，我努力不干涉孩子的决定。我让他尝试不同的东西，如果是他喜欢 的，我就鼓励他坚持下去。他各方面做的不错。

我和他有一些很愉快的经历。说出来可能都有点让人难以置信。我在MIT第二年，有个本科生和我做了一个学期的研究，可是什么也没有做出来。我觉得我应 该和这个学生讲一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思来想去，我觉得还是要和这个人说出来。我和她说完之后，她果然很不高兴，学生当然都希望老师说一些好听的话。这 个事情过了，我也挺压抑，就和儿子说：“这个事情妈妈肯定要和她说，但是为什么真的讲过了，我却仍然高兴不起来？”当时Calvin 6岁，才上一年级。他说：“妈妈你看，这件事情有两方面：好的一方面是学生可以改进；不好的一方面呢，她有自己的感受，你不管用什么方式说都会伤害她的感 受。”我当时很佩服，6岁的小孩能懂这样的道理，真不简单。Calvin喜欢看电影，我就尽量抽时间陪他去看电影。他小的时候，喜欢看卡通，而我不是特别 喜欢。他现在大了，我们可以找到两个人都喜欢的电影。即使找不到，也可以他去看他喜欢的电影，我看我喜欢的。

我和Calvin关系非常融洽。有的时候我会这样想，过若干年之后，我回过头来看，不会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多发表五篇文章？但若是Calvin成长过程 中遇到了什么麻烦，我就会想：我当时为什么要发表那五篇文章而不多花一点时间在Calvin身上？所以说，儿子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如果他有什么重要事情 的话，我肯定是尽量满足他。前段时间我要参加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可是他当时学校里面有个演讲。他问我：“妈妈，你那个时候会不会出差？”我说刚好不在， 然后他就很沮丧。说：“这是我非常重要的一次讲演”。我就感到特别内疚，和大会的主席联系了之后，把自己的行程作了修改。我的学术演讲之后，立刻就飞回来 了。那天晚上Calvin的表现特别棒，25分钟的演讲之后，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也是镇定自若，让我感到由衷的自豪。

九、尾声

最后结尾的时候，再提提季向东教授。大家都应该有他这样的好朋友。89年他从美国打电话告诉我被加州理工学院录取的好消息，06年他介绍我认识了我的“准先生”美国马里兰大学数学系的刘建国教授。我们准备在今年8月共结连理。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五：物理系高海燕教授自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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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导师与同学

再来谈谈我在加州理工的导师Bob。Bob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当初选择他作为导师也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当时我被加州理工录取，有好几个教授都比 较希望我能够加入他们的研究小组。有个教授还特别找了个中国博士后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这个博士后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理论物理学家季向东教授，他当时 在加州理工作博士后研究。后来那个教授还专门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够对他的研究感兴趣。还有一个老教授也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够跟着他做。我当时看了加州理工 的物理系教授花名册，Bob的相片是他刚到Caltech时照的，他头发留得很长，妈妈到现在还对长发没有好感。我妈说，你应该跟这个老教授。

到了加州理工之后，我和Bob第一次聊，他说到了自己的研究课题——用极化氦三气体靶来研究中子的结构，神采飞扬。我对极化物理不是特别懂，只是说了 自己将来要做极化方面的研究，Bob说了极化氦三靶，是中子的近似靶。我听了以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入境。Bob的聪明不光体现在物理上，他还很会察 言观色。他看到我如此入神，立刻就说：“海燕，看起来你非常感兴趣，让我们就去和秘书谈谈吧！”他马上就带着我去找秘书，意思就是我马上就要跟他做学生 了。我当时愿意和他做，但是我也很担心，我是从中国来的，中国特别讲究先和后的关系。比如说有两个教授先和你联系，那么你就应该先给他们一个答复。至少我 觉得我当时应该和所有的教授都聊上一遍，再决定我究竟应该跟哪个教授。Bob当时就和我定了，我和后面的教授还怎么有一个谈法呢？

偏偏凑巧的是，Bob和那个极力希望我加盟的教授在一个大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对不起那个教授。这种心态一直存在，我离开加州理工后，这种内疚的心态才逐渐消失。当然，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选择。

Bob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三点。第一是他对我做的研究，一直给予很大的自主权和发挥的空间。他放心大胆地让我去做。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对待自己的学生一 直采用的方法。当然对于个别遇到困难的学生，我会更多的关注。一般情况下，我还是很放心大胆的让学生去做。第二点，我的导师，他的大门总是向我敞开。你遇 到任何问题和他讨论，只要他不出差，不教课，随时随地我可以和他交流。把我的想法和他讨论。

第三点是Bob的物理直觉让我特别佩服。当时就觉得，哇！他为什么这么厉害？！现在想起来，直觉和经验有很大的关系。准确地说，所谓直觉更多是长期从 事某项工作的研究，带来的经验的积累。因为你谙熟这项游戏的规则，并且知道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一次，他让我去做一个模拟，当我把模拟的结果拿给他 看的时候，他略加思索，告诉我这个结果可能是有一个2倍的误差。我将信将疑，他就拿出一张纸，来给我估算了一下。我回去后仔细一检查，果然犯了一个错误， 漏掉了一个系数。把这个条件修正之后，就和他的估测很接近了。时间久了，我就明白。当然我的导师是公认的核物理界的权威。

Bob对我一直非常支持。我在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做实验时，孩子生病了，我想飞回加州照看他。Bob二话没说，就打电话让秘书给我买机票。我当时非常 感激他的支持和体贴。当自己做了教授，开始管理研究经费时，这种感激是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遇到自己的经费不足的时候，我就会时常想起当年孩子生病， 导师买机票的事，看起来很小，其实不是特别容易做到。另外Bob的性格也很风趣，非常开朗。

我在研究生院的时候，还有两个人对我影响特别大。一个是Cathleen Jones，是我师姐。她是个非常要强、独立的女性。遇到困难不灰心，仔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同时她又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她喜欢跳舞，喜欢烹饪。另外 一个是Besty Beise。她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怎么做人方面。比如说一个大型实验里面，有来自不同学校，各种各样的人。那么你如何与别人和睦相处，共同达到这个目标。 我还和两个博士后合作的非常愉快。一个是Wolfgang Lorenzon。如果他的肚子饿了，他会发火；如果我的肚子饿了，我也会发火。另一个是Tom Gentile，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实验物理学家。当然我从其他人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但是这四位应该说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我在加州理工的这四年半算是 和他们都有重叠。

我在研究生院四年级的时候，得过一个奖。那是西南四省的Ou You-Yi奖学金。这个奖每年发给一位访问学者，一位研究生。当时导师和Betsy给写了推荐信。拿到奖学金之后，我买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毕业答辩进 行得很顺利。原定2个小时左右的过程，到了50分钟就结束了。我记得一个现在已经过世了的做中微子的老教授，问了我一句话，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意思就是 说，我接下来会怎么做。其他教授也问了一些问题。

加州理工学院毕业之后，我就去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滨学校(UIUC)。导师是Roy Holt，他得到了05年美国物理学会核物理的Bonner Prize，吴健雄女士也是此奖的得主。从他那里，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如何去选择好的题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Roy特别会用人，这也是我在不断学 习的。Roy常说的一句话是：在一个大的公司或是机构里面，如果一个人在A这个位置上做不好，你不妨让他去尝试B位置，而不要立刻就把他炒鱿鱼。他的意思 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知人善任，根据下属各自的才能安排不同的位置。而不说做不好我就开除你。另外他自己特别喜欢看一些讨论领导才能的书籍。

六、麻省理工学院和杜克大学执掌教鞭

两年博士后的日子转瞬即逝，我受聘来到了阿贡国家实验室。当时还拿到了一个学校的教职，我选择阿贡是因为它核物理研究的水平是第一流的，核物理方面的 知名教授大部分与阿贡都有一些联系。比如Bob就在阿贡做过博士后研究。从我导师的小组里面前前后后毕业的学生在阿贡的有很多。96年8月1日我开始上 班。到了秋季麻省理工学院(MIT)就开始有教授的空缺位置。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申请。

当时竞争这个教授职位还是很激烈的。最后范围主要集中在三个候选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助理教授，一个是欧洲CERN过来的女科学家。在 MIT的时候，我给了一个演讲。当时心态比较放松，不是特别有压力。主要还是因为我在阿贡已经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所以对这次面试看得不是特别重。而且在 MIT的那些教授，通过种种途径，我都已经或多或少的认识了。比如说有个教授是Beise的导师，通过Beise，我就已经听到过他的很多故事了，我的大 师兄Richard Milner已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还有教授在不同的会议上也都见过。这些相互的联系使得我获益匪浅。

差不多到了97年3月份，我知道自己拿到了这份工作。97年秋季就来到了波士顿。在MIT，最大的一个转变是开始要教书。我觉得刚开始压力比较大主要 和教学有关系。因为自己知道和去讲给别人听是两回事。只有当你去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才意识自己原来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比较肤浅的。这些年我一直觉得教课对 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事情。自己看得很重，也投入了很多时间。

研究方面也是个不小的转变。以前在阿贡，我是一个小组的项目负责人，这个小组已经有两三个博士后，所以在人员配置方面不用我操心。到了MIT之后，我 要白手起家。招学生是个很大的挑战。尤其对于一个刚开始学术生涯的年轻教授来说，如何吸引学生到你的组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中国学生选择导师时往往 有这样的想法：我要找一个有名的，事业比较成功的教授。我那么年轻，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挺担心的。MIT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她的体制是鼓励学生去找研究工 作更加活跃的教授。年轻教授往往就比较活跃。所以我很快发现自己做得不错。我在MIT一共五年时间，在第四年的时候，就已经带了7个博士生了。用任何一种 标准来衡量，都算是很出色的。

这里面老教授对我的支持不可或缺。你想，光是招来了7个学生，在经济方面如何支持他们？当时我们组里面，有5位资深教授，我的资格最浅。而整个大组里面，从整个国家能源部给的资金来说，我使用最多。

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做教授和在国家实验室作研究人员还是很不一样的，在大学里面，你既是研究人员，还是老师，同时还是一个管理者。管理自己的人员，管理 经费——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个会计师。在MIT这点感觉不是特别深，到了Duke以后，自己理财更多了。可能也是我是独立的实验室管理人员了，人员也不少。 所以你还需要有经济方面的头脑来管理好整个研究基金。

我一直比较佩服的人是学术上作的很好，同时为人也很谦虚的人。这是我很看重的。在MIT物理系，一个教授是我去之前得了诺贝尔奖，一个教授是我在的时 候拿了诺贝尔奖，后来我走了之后，还有一位教授拿了诺贝尔奖。他们都非常平易近人。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些同事们有怎样的自大的心态。他们总是用很平和的心态 与别人相处，所以也就赢得了别人的尊重。你和他们相处时，你想的更多的是，他们是我的同事，而不去想他们获了诺贝尔奖。起码我自己没有这样的心态。亚洲的 文化在很多时候喜欢把人给神话。我觉得对于诺贝尔奖获得者，“佩服”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词，但是没有必要去盲目崇拜。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美国的诺贝尔奖很多 吧。

来详细谈谈在MIT教书，和学生打交道的经历吧。在MIT，我没有遇到什么学生让我特别惊讶。或许可能也是我教的时间不够长。不仅没有发现，我发现学 生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基础层次不齐。有很好的学生，但是总的来说，我很惊讶他们普遍的基础很薄弱。我教过大一的物理，我当时都不能想象，为什么麻省理工学 院的学生数学底子这个样子。

我觉得要是说基本功的训练。国内名牌大学的训练绝对远超过美国名牌大学学生的底子。总的来说，美国高中的教育是有很多问题的，但是四年的大学，能够在 水平层次不齐的人中，培养出那么多优秀人才，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美国的高等教育毫无质疑在全球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我觉得这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给学生 充分的自由度来发挥的做法尤其值得我们学习。也许用传统的观念来看，有的学生不是一个好学生，他总是有很多题目做不出来，他考试的成绩总是平平，但真正重 要的问题是，他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他能不能根据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长处，去脚踏实地地做一些事情？

我来杜克的第一年，教物理181课程——理论力学。感觉简直就是棒极了！这个班的学生非常与众不同。第一，当时一般是大二的学生来上这门课，结果很多 学生一年级就来上了。第二，好几个学生都是双专业或是三专业的。既修数学，又修物理、化学、计算机等等。这些学生不仅成绩好，而且还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 Billy Hwang就是最优秀的人（注：2005年罗兹奖学金得主，现就读于牛津大学）。这门课算是物理系的专业课，就是说选这门课的学生基本上都会成为物理专业 的学生，我总的感觉这些学生比我在MIT看到的学生要好很多，这让我特别惊讶。我和他们相处得也非常愉快。后来我发现，那一年比较反常，因为好学生特别集 中。这门课第二年、第三年我又教了两次，发现水平就没有第一年那么好了。总的来说，我觉得杜克的物理系本科生水平不比MIT的差。

再来说说招学生吧。我觉得学生的兴趣和基础要并重。如果一个学生说，我非常喜欢物理，但是我从来没有上过物理系的课，如果让我招这个学生，这就比较冒 险。有了兴趣和基础之后，我就要看这个学生是不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要看他（她）有没有做过一些研究。做过研究的话，就要看他的老师对他的评价。所以推荐 信在过了基本线之后就看得很重。对我个人来说，我比较看重这个学生是不是喜欢物理，是不是执著，同时是不是愿意坚持不懈、脚踏实地的做事。我觉得到了杜克 也好，到了MIT也好，学生的智商不会差很多。接下来为什么有的学生做的很好？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个学生是不是喜欢他（她）做的事情。这是很重要 的，因为你如果不喜欢你做的事情，加之这个事情又不是那么容易做，花的时间也长——通常是五六年，那是很苦的一件事，你不喜欢肯定也做不好。所以我比较注 意这一点。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五：物理系高海燕教授自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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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华岁月

高考的时候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和生物共七门科目，前六门每门100分，生物30分。我的高考成绩在清华物理系一届上百人中算是前20名的水平，但不是最顶尖的。当时憋了一股劲，一个学期下来，我考了最高。在清华物理四年我一直是全系第一名。

刚进清华那会儿，我有两个感觉：一是清华特别大，自行车是最重要的代步工具，没有自行车真是寸步难行；二是课间换教室特别匆忙。那时候课间只有很短的十分钟时间。人群熙熙攘攘，大家摩肩接踵。即使是你撞了别人也不用说“对不起”，因为别人很快就会撞你的（笑）。

刚进清华的一个小插曲是国庆35周年阅兵。高年级的同学为了这次游行，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也选择一些低年级的学生去参加，我就很幸运参加了这一庆祝活动。那时在天安门前人山人海，特别热闹。

在清华，老师的水平都很高，他们研究教学，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对我来说，从行知到清华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明白了大学学习光靠老师是不够的，你必须 要学会如何自己去图书馆，去找资料，以前中学时，我会光顾图书馆借点小说看看，后来明白了图书馆不光是一个休闲的场所，也是一个学习的场所。

物理系分专业的时候，我选择了核物理作为自己的专业。重要的原因就是居里夫人和吴健雄――这两位我所崇拜的女性物理学家都是做核物理的――就是这么简 单。如果说还有其他理由，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几乎就是一部核物理发展史。你看看近几十年的诺贝尔奖，与核物理相关的占很大一部分。核物理对于物理学的发 展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再来谈谈理论和实验这两个部分，以前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理论，后来张礼先生，清华的一位老教授，曾经是留英的，也在加州理工学院作过访 问学者，他给我们开过一门暑期课程――现代物理学引论，就是告诉大家一些最前沿的理论。他给我专门提过建议，说做实验应该更适合我。这差不多是在大二的暑 假。

虽然有张老先生的指导，但坦率地来说，上大学之前接受的动手方面的训练很少。在中学，也就做过一些生物方面的实验，一些简单的解剖，物理方面的实验是 比较少的。进了清华后，我觉得动手方面的训练还是不足。我们课程设置中分普通物理实验和近代物理实验两大类，近代物理实验包括穆斯堡尔效应这样的实验，核 物理专业还有核物理方法导论的实验。采集数据，分析数据，最后再写实验报告。来到美国后，我觉得比起美国本科生的动手来，我们的训练还不够。这些年肯定有 进步，所以这样的训练在当时也算是很不错了。

大学期间我还读了很多课外书，琼瑶的言情小说当然必不可少（笑）。大陆的作家我比较喜欢王安亿、宗璞、张抗抗、王蒙、贾平凹等。我发现了一个巧合，我 喜爱的女作家大部分都是上海籍，或是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上海。我从小在上海长大，也在其他城市呆过，所以城里城外都经历过，特别能够体会故事中包含的意思。 我还喜欢读一些世界名著，比如《傲慢与偏见》、《双城记》等等。

我在清华的四年是比较典型的80年代的大学生生活。经历过文革动乱的日子，大家普遍觉得要把失去的时间给补回来，风气非常踏实。学校里面很少有人经商。大概有几个同学从外面买来一些东西，再回学校里面卖。但是老师当中绝对没有。

要谈对大学毕业之后的打算，说真的我当时没有特别考虑过。80年李政道先生主持的CUSPEA考试在物理系学生中特别有名。当时北大和科大考 CUSPEA的风气比较浓厚，相比较而言，在清华就没有那么浓厚的气氛。一些学生考CUSPEA，花在系里面的专业课上的时间就相对比较少。所以有些老师 觉得专业课与CUSPEA考试在时间方面有冲突。当时也有老师帮助应试训练，但是他们更看重物理学的素养。清华在当时和德国的研究机构有一些合作，所以院 系的老师给我设计了一条“4+4”的道路：就是用4年读完本科（那个时候清华本科五年），然后送到德国联合培养，再用4年拿下博士学位。我大一就过了英语 六级考试，上了两年德语。当时觉得自己的德语学得很不错，但是96年到德国做实验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德语已经全部忘光了，当然这是后话（笑）。当时我觉得 这个计划很不错，所以没有怎么想过到美国读博士的道路。

我的毕业设计被安排在原子能研究所。在那里，我遇到了我以前的先生。他要到美国读书，我就随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当时已经是88年5月中旬了，和 系里面提出我的想法后，清华的老师非常遗憾，但是他们还是尊重我的意见。我当时要结婚，大家都不是特别理解。但我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年轻的 时候人总有比较冲动的时刻。毕业的时候，我费了一番力气，在原子能研究院谋得了一份职业。

四、加州理工的日子

我原来的先生先到了密苏里大学，他给我寄了一些申请材料。其中包括密苏里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密苏里大学先录取了我，所以我先去了密苏里大学，当时出 来时I-20上用的是密苏里大学，按要求必须上完一个学期，所以我在密苏里上了一个暑期的课，然后转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在加州理工的日子是从89年秋天 开始的。

我想每个留学生都会清楚的记得第一次出国，离开父母的情景。89年4月19日，是我离开中国的日子，父母当时去机场为我送行，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飞 机慢慢爬升，我鸟瞰上海，泪水不由在眼眶里打转。我要离开中国，去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了。我91年回了一次国，见到了父母、亲戚，那是很不一样的，生活过 两年，再回到熟悉的环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来到美国之后，我适应得比较快。在实验室里，刚开始对自己的自信心不是特别足，有些害羞，但一直按部就班的前进。我所在的研究小组，每周五会在一个西 班牙风格的教工俱乐部吃饭。加州的天气特别好，大家喜欢坐在室外边吃边聊。除了工作之外，他们的话题海阔天空，比如棒球赛和最新的电影。刚开始我真的是一 句话也插不上。因为说到球赛，我不懂规则和球星的名字；侃电影的话，我没有看过几部。如果说我到美国来之前的一些电影，那就更是一无所知了。但是这种局面 很快就有了改观，我努力学习他们的文化，加上我的性格比较外向，所以很快就交了很多朋友，大家相处很舒服。

我做学生的时候别提有多开心了。社交生活丰富多彩：学校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经常在家举办聚会，也经常被别人请去参加聚会。开的聚会真是多的数不 清（笑）。我还做过一年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所以在当时加州理工那个社区里面，大家都认识我。我的朋友很多。朋友多的话你就会觉得生活比较有趣。

我现在常对学生说，做学生的日子是最开心的。有的时候你可能项目做得不好，有些沮丧。但是你再仔细想一想，其实你要做的事情是定义非常明确，目标非常 清晰的。如果把研究继续深入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最难的事情往往是与如何确定题目。你到底要研究哪个方向。你要知道哪个方向的问题你很感兴趣，但同时也有做 出来的可能。最后的一点，你要争取到研究经费，否则你有再好的想法也没法实施。

我第一个学期就是助研。低年级的研究生往往课程很重，通情达理的导师就不会对研究要求太高。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要上课就不做研究，我的研究进展得也不 错。我当时选了一门“电动力学”，这门课每周要交三次作业，每次都是很多题目。我经常做作业做到两点，到了早晨六点就要爬起来。有的时候实在是起不来 （笑）。现在想想，最紧张的可能就是到加州理工的第一个学期的第一个月，一个quarter过后（加州理工学期采用quarter制，暑假算作一个 quarter，平时还有三个quarter），对这一切就比较适应了。后来就没有觉得那么累。你看看那些文件夹（指着书橱里里面的文件夹），都是我在加 州理工选课时记的笔记或是做的作业。应该说我选的课还是比较多的。

我读书的时候，从来不熬夜。因为我不相信熬夜。如果熬夜只有40%到50%的效率的话，那么我想还不如好好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效率会更高。

90年代初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人就已经不少了。清华、科大、北大、复旦的人居多。那个时候，留学生们开始转到计算机和电子工程这样的专业是挺普遍的 事。所以我刚到加州理工的时候，这也是我让我有些沮丧的事情。总有些中国学生会搞的聚会，碰到了新朋友，就会互相询问，你是哪个系的？我说我是物理系的，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出来了，还干吗读物理呢？”

这样的话的确让我很沮丧。我记得很清楚有个复旦的李兆平，当年的CUSPEA获得了全国第一名。我去的时候，她刚刚准备要毕业。我印象特别深，在一个 聚会上，我遇到了她。我就去请教她在物理系学习的一些经验。她一方面很欣赏我，另一方面却说“现在出来的人已经没有再向我请教有关物理的问题了，所以你这 样问我，让我倒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李兆平和她先生现在在英国名校任教授。

别人给我的信息让我很是苦恼和迷惘。我就花了一些时间来仔细想想自己将来的道路，其中最核心的两个问题是：自己究竟要学什么？毕业之后我要找什么样的 工作？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现在想学什么都可以，甚至去学电影；既不用担心导师会不高兴，也不用担心其他学校的或是其他专业的导师没有钱来支持我。那么我 会学什么呢？提一句：加州理工也有文科（笑）。我想到了最后，我还是要学物理，因为我很喜欢她。既然要学物理的话，那么什么物理都可以，天体物理、固体物 理、粒子物理，显然核物理还是我的“老本行”。我同时还会想如果我真的学了别的科目，将来毕业之后会去做哪方面的的事情。想清楚了之后，我就觉得物理还是 我最喜欢，也是最适合自己的。所以后来一些学生遇到了迷茫，我会和他们说，迷茫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有的人会迷茫很长一段时间，这就不幸了，因为迷茫会对你 的成长有一些耽误。博士毕业出来，又是很多人要迷茫了，究竟是继续做学术，还是到工业界去打拼，还是转行再读个什么？我前面花了时间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 不会去工业界。所以我毕业时想都没有想过要去工业界。这不是说我对工业界有任何偏见，但是不适合我。所以我非常明确，先做博士后，再去找教职。

在加州理工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轰动全美的中国留学生卢刚杀人事件。这个事情当时对留学生震撼特别大。另外一个学生更受导师的器重，卢刚就想不通。我 觉得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学到：如果单纯地把人才定义为智商高那就太狭隘了。情商很多时候更加重要，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要善于把握心理平衡。遇到这样的 问题，你自己要想清楚。别人可能就是比你做的出色。有的学生甚至想，导师就是对他好，不对我好。这是一种没有长大的表现。中国以前的教育有些偏差。如果有 的地方，好学生比较少，所以老师就特别娇惯。出了什么错，那么一定是别人的问题。这个学生成绩这么好，怎么会是他的错呢？这些是对于成长非常不利的做法。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妈妈经常对我说：成绩好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工作就是在读书。如果你读不好书，这就好比我在上班，却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一 样。妈妈一直和我强调独立生活能力。她对这方面看得很重：比如如何和长辈打交道，待人接物是不是很有礼貌。所以我从小就注意观察父母是如何与亲戚朋友打交 道的，当别人有了困难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帮助别人。他怎么对待长辈的。我的父母就是那种别人对他们一份好，他们起码要回两分；别人有五分好，他们就要回 赠十分的那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让我从小获益匪浅。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五：物理系高海燕教授自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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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素描：高海燕，实验核物理学家。上海人，8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89年赴美留学，94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博士后研究之后，97年进入 麻省理工学院执教，任助理教授和副教授，2002年受聘于杜克大学，现在是杜克大学终身教授，并担任杜克大学物理系副系主任。本篇访谈由海燕本人口述整理 而成。

一、家庭的影响和童年

要谈我个人的成长经历，首先要说说我的家庭。我的爸爸是浙江黄岩人。他的经历比较坎坷。他中学毕业后做到了中学校长。当时国家提倡“有志青年去大西 北”，所以他也就响应国家号召，热血沸腾地报考了青海民族学院。当时他的目标是毕业之后去西藏，在那里做民族工作。59年到61年之间是“三年自然灾 害”，爸爸在那里没有少吃苦。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也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63年他回到上海，在上海近郊插队入了户。

父亲是学文的。在文革的时候被安排抄写大字报。一次他写得实在太累了，写错了一个字。结果就被关了起来，关在长兴岛（上海边上的一个小岛）一段时间。 父亲是个非常豁达的人，他从来不记仇，他总是说没有什么不好的人，因为当时的环境就是那样。我们家从来都是往前看。所以周围的朋友、邻居和同事都特别尊敬 我爸爸。差不多我初中的时候爸爸被平反。他平反之后，领导要调他去中学工作，但他决定在当地乡镇企业发展，一直从事企业管理直到退休。

妈妈家在上海宝山，毕业于上海机器制造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长春气象仪器厂。那个年代是文革，专业也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妈妈自从毕业后，就没有再 接触过自己的专业。那时候在长春，因为我们一批人来自上海，就被看作是“上海帮”，那时候有所谓的“武斗”，通常几批人打得不可开交。

我是出生于66年，原名陈燕，后改名为高海燕。海燕在当时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名字，父母给我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能像海燕一样高高飞翔吧。从小父母对我管得就不多。他们一直认为：重要的事情是为女儿创造好的学习条件。那么创造了条件之后，如何实现，就要靠自己了。

谈到读书，我想我以前对于读书的概念其实是很幼稚的。因为从我开始懂一点事情开始，就知道爸爸曾被抓过。我小的时候，一年在上海和爸爸生活在一起，下 一年在长春和妈妈在一起。有一年春节我和妈妈一起回上海探亲，爸爸有事出去，很晚还没有回家，妈妈非常担心。在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母亲总是特别担心父亲。 那时候是冬天，天气特别冷，妈妈带着我去公共汽车站等爸爸。我不太懂这些东西，后来才明白这与政治有关，与愚昧有关。那时候我就暗暗下了决心：我如果读书 好，就没有人能欺负我的爸爸，所以我要读书读得比谁都好――这样人家才能不欺负我父亲（声音一度哽咽）。

我从小就很独立。个性比较强。这里还应该提一提我的外婆。我的外婆是非常能干独立的女性。刚解放的时候，她在上海从事妇女工作，是一位极其出色的女 性，就靠一点东西，她就能很好地养活一家人，并去帮助别人。只可惜我的外婆因为哮喘，去世得比较早。我的妈妈也非常独立，当时在上海和长春两地生活，所以 我有时候会想，也许是妈妈继承了我外婆的性格，我又继承了妈妈的性格（笑）。

我小的时候一直喜欢唱歌。当时我梦想的地方是长影乐团。你们可能都没有听过，长影乐团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乐团之一，《我的祖国》、《敖包相会》等脍炙 人口的经典曲目均出自该乐团。那时候家长都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女孩能够进文工团。觉得这是比上山下乡要好很多的一条人生道路。所以我那时候学唱 歌，还学拉小提琴。

时候转眼到了73年，妈妈总算能调回南方了，准备把我寄宿在姑妈家。这样将来可以进长影乐团。但是我不太愿意远离父母，而且加之对北方的饮食不太习 惯，就随妈妈一起回到了南方。那个时候，我在上海上了一年小学，因为妹妹出生了，所以我就去了江苏昆山，边上学边帮助妈妈抚养妹妹。妹妹比我小8岁，我们 姐妹俩感情非常好。

那时候在昆山北窑工业区的子弟小学读书，小学老师姓曹，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教书教的非常好，但是非常辛苦。有件有趣的事情：当时我们三年级和五 年级的学生在一个教室里面上课。每节课一个小时，前半个小时是三年级的课，后半个小时是五年级的课。所以对我来说，先上半个小时的三年级的课，然后曹老师 就会让三年级的同学做作业，同时给五年级的同学上课。而我听完三年级的课之后，就会接着听五年级的课，这样学到了好多知识。

昆山北窑原先是个劳教农场，后来变成了一个工业区所以地特别多，我们就开垦荒地。我们当时种毛豆、向日葵、山芋，收获的时候，每个上学的小朋友都可以 带很多农产品回家。通常是妈妈还没有买到，我已经带回家了。所以我想现在我还是喜欢在自家院子里面种东西，与小时候的经历不无关系（笑）。

二、中学时光

来说说我的中学时光吧。我在昆山一直呆到77年，然后回上海，在上海我考入了行知中学。这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抗战时在重庆一手创办的学校。 前身叫做育才学校，后来迁移到上海，改名为行知中学。当时上海有十个区，十个县。大概的市重点中学有十几所。行知就是其中的一所，学生的主要来源是崇明县 和宝山县。我第一年中学时还是回家的，从初二到高三就一直住校。所以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不错。

行知中学的老师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他们都是宝山县最好的老师，绝大多数毕业于文革前，可谓“群贤毕至”，非常认真负责。我印象中，数 学、物理和英语这几科的老师尤其棒。如果要说影响最大的老师，我想是物理老师张安伦。她和著名电影演员陈冲的妈妈张安中是堂姐妹。她年轻的时候经历很坎 坷：她一直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位物理学家，但后来生了一场大病。师范学院毕业之后，她走上讲台，把自己对物理的热爱传递给学生。听她上课，能真切地被她对物 理学的那种执著和热爱所感染。

英语老师也要提一提。我初中和高中的两位英语老师，赵雪芳老师和林和卿老师刚好出自同一位外语专家的门下。这位外语专家是当时出口译制片的翻译。我的 英语老师对大家的口语发音要求非常严格。我日后用比较纯正地道的英语和同事交流时，常常感悟这得益于中学时打下的坚实基础。

初中考高中是全县统考。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行知高中。在高中时，最让我骄傲的有两件事：一是高二的时候我担任班长，那一年我们班获得了“上海市三好 班集体”的荣誉称号，我代表班集体去领奖。参加夏令营得到了一次去济南泰安旅游的机会，还爬了泰山。另一件是高三时，我被评为“上海市三好学生”，这次是 去了北京清华大学，在那里住了十天。即将去清华读书，所以那次的清华之行印象特别深刻。

谈谈高考吧。猜猜看我当时的理想？说出来你不一定相信。我中学时对越剧着迷，高三时曾经很认真地考虑过报考上海市越剧团。但是越剧团需要的两个“硬指标”我都达不到：一是上海市户口，二是身高，差了两厘米吧（笑）。所以我才放弃了这一想法。

填志愿的时候我有几个想法：我喜欢清华的物理系，在我印象里，清华的学风朴实，清华的学子朴实，这都是我所喜欢的，所以这是第一选择。第二个选择是复 旦的生物系，那个时候生物算是新兴学科；但我觉得天地很大，不想一直留在上海；第三个选择是南京大学的生物系。所以最后志愿是这样填的：第一志愿清华，第 二志愿南大。

高考时我回到江苏昆山，算是“客场作战”。如果在行知中学考试的话，监考的都是自己的老师，老师会送来橘子水和冰毛巾。而在昆山，我和妈妈住在县教育 局的招待所里面，晚上很多人在一起讲话，吵得我睡不着觉。当时考完之后，感觉非常不好，觉得没有达到自己最佳水平，后来成绩出来之后，还是我们高中第一 名。

清华派来了招生老师到上海做宣传。这个老师正好也是上海人，他来了之后，在各个市重点中学做宣传，要找最好的学生。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我考取清华之 后，他专门来接学生。大概有70多个考入清华的上海籍学生，装了满满一节车厢，那时候上海到北京还没有特快列车，我们大概颠簸了20多个小时才到北京。我 们这70多个人关系很不错，就首先要归功于当年火车上开始结下的友谊。后来大家分布在清华的各个系，每次见面都特别亲热。

我是我们当地文革之后最早的一个大学生，尤其还考上了清华大学。这在当时我们那里算是比较轰动的事情。我妹妹喜欢建筑和环境工程，后来她考上了同济大学，当时她的分数也达到了清华的录取分数线。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四：社会学系林南教授自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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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美国、探索亚洲】

我作研究大多是尝试在不同社会中去探讨，我很早就敢去闯，像去中美洲作研究。中美洲是个陌生的地方，语言也不通，当然，在接触一个新文化的时候都 是很皮毛的。有一次我们在哥斯大黎加作社会网，要村民写下最好的朋友的名字，要把社会网连起来，结果很多人告诉我们他最好的朋友名字叫耶稣，在西班牙文里 真的有这个名字，可是我们到处找不到这个人。第二天我们回到这个村子，解释之后才发现在这个文化中，实体与精神上的朋友是不分的，所以我们马上就懂了，是 我们问的方式有问题。那些访问员很有意思，他们多是城里面的人，所以他们也没想到这个问题，这其中还有城乡差距。社会科学在不同文化背景里去研究的确有困 难，我在美国经常组织一些调查团，学生成员很多都是美国人，他们就会纠正我对于美国社会的一些了解。实际上我一面作也一面在学习，重要的是不要一个人作， 尤其是社会科学，因为一个人常常会想不通一些道理，我经常跟学生一起合作。

我之所以在美国站的住脚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很现实的，当初我主要的东西是在美国作的，美国文化也是先入为主的，如果你作了外国东西拿去不见得受到特 别重视。我则因为起初以美国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我可以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资料来和他们对话，所以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排挤我。如果我只用中南美洲或东 亚的东西，他们可能认为资料不一样，但我用的是美国资料，很多东西是理论上的对话，没有资料的问题，这对我讲是一个优势。很多亚洲学者一开始就是作东亚的 研究，美国学界就会认定他们是中国专家，就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认为他们做的东西只是area study。就像我目前用台湾社会变迁调查的资料，他们也还是可能会质疑结论是否可以generalized。但是因为我一开始就作美国的东西，到了我作 中国大陆的东西时，我已经站稳了，别人无法挑战我。因为别人的资料我已经有了，但我的资料别人没有，当初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事后想起来发现我避免掉一段 艰苦的路程。

但我并没有放弃对亚洲的关怀，虽然我早期不是做亚洲的研究，但是我很早就跟其他人合作组了北美华人社会学学会，一直和大陆、香港以及台湾的学者保持联系。 美国学者比较不会去挑战欧洲在实证上的研究，可是如果在拉丁美洲或者是台湾作，他就会质疑你。这个观念慢慢在变，八0年代中期我刚开始作中国大陆的研究 时，投稿相当不顺利，他会问你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作，几次之后我们就慢慢打入他们一些重要的期刊。这里面也有区域上的差别，比如说中国大陆的研究受到比较大 的重视，就像美国过去对日本很有兴趣，因为他曾是经济强国，现在对中国大陆很有兴趣，因为中国人口多、市场大，加上很多美国人对于中国大陆有历史上的关 怀。

【公共参与】

我在美国已经待了蛮长的时间，深刻感受到其实并不能只在自己的系或领域中教书与做研究，我们华人有些人在医学界、工程界做的很好，很努力在自己领域中钻 研。但我认为有很大缺陷，因为他们很努力在自己领域中发展，到最后人家会认为他对公共事物没有兴趣，只是一辈子做研究、教学或事务性的工作。我觉得这样很 可惜，因为他有能力为社会做一些事。我个人比较注意的是我所居住地区的华人，我们自己组了一个组织来与其他少数民族团体联系，也办了一些活动、参加州政府 会议等。第二是学会中华裔的学者，我们也组了一个团体。第三是专业的公共参与方面，我很坚持参加美国社会学会的活动，参与编辑、做委员、审核等等，只要有 时间、有邀请我就会参加。如此一来，我可以看看别人的文章和Proposal是怎么写的，我也可以看他们如何审核。

我是选了两次才选上美国社会学会的副会长，学会有一个提名小组，每年选一次成员，开会提名候选人，然后不记名投票。我第一次选输了之后马上又被提 名，所以我想我的票数可能是很接近的。被提名或邀请之后，如果是我愿意去做的我就会去做，不会躲避竞选，这是一种服务，我认为有机会的话就要当仁不让，要 对自己有信心。在担任副会长时，主要是做一些指定的工作，如担任search committee的主席，主持会议，提名下一任主席与副主席这是很复杂的工作。其他时间我可以自己找一些project来做，还有接待国际学者等，任期 只有一年，算是一种honor，就尽量找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去做。其实学会自己有一个office在运作，我们算是义务做事，我并不逃避这些事，但是仍然主 要专心在自己的研究上。

【对台湾社会学发展的期许】

华人地区社会学家队伍最整齐的当然是台湾，任何地区也没办法比，尤其是在欧美拿博士的数目很多，在欧美也是受过一定的training，聚集了很 多珍贵的人才。此外资源也很丰富，做研究、出版等都不是问题。香港的问题是规定一定要用外文发表，在香港本地发表的都不太算，这样压力就很大。最近香港的 学者自己也组织了一些审核比较严密的期刊，尝试建立本地的社会学期刊，中英文都有，这是一个反省的结果。中国大陆则起步比较晚，都是接受三十、四十年代受 教育的人来指导，不过现在年轻人也起来了，在海外也逐渐站的住脚。他们对中国社会学社群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如果没有研究经费、出版上的问题，我想再过十年 就可以发展起来。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意识型态的问题，不像在其他地区，意见可以自由地阐述，虽然有时候东西可以讲，但怎么讲有他的局限性，不过我想在将来 都会改变，再过二十年，他们的社会学家人数可能会是北美以外最多的。

台湾社会学界近二三十年来的发展是很截然不同的，东海是第一个有社会系的，虽然当时我不是念社会学的，但我觉得很薄弱，学生是很优秀，老师就比较 薄弱，因为他们学的东西跟外面已经有点脱节了。可喜的是那批学生现在都回来了，他们在跨文化的研究，不管是理论或方法的应用上，应该都有一些优势。出了北 美与西欧之外，以人口的平均数字来看，台湾的社会学应该是最发达的，看样子在资源方面也没有问题。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大部份的学者学成后都立刻回来，欠缺 在美国社会科学学界中的经验，如果有这一段经验我认为会很有帮助。比如我当初在美国五六年之间，有很丰富的经验，比如写proposal、如何投稿，投稿 被打回来要如何回应等，这些挫折的经验都是很可贵的，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可能就比较有局限性。这些挫折经验虽然感受上是很可怕的，但长远来看对一个人的研究 生涯是很有帮助的。事实上挫折没有什么了不起，几次之后就习惯了，我不是认为一定要投美国期刊，但是一定要跟外面的人对话，社会科学领域中自己觉得做的好 的东西，看看别人怎么想，才能更精进、进步。

另一方面我虽然觉得国际化出版很重要，但很多东西不一定要用外文发表，因为重点是要和外国对话，不管是理论或实证上，所以应该是一个超国界的方法 比较妥当，要马上打入他们的核心期刊是有点困难，毕竟他们有先入为主的概念。但是其他专门领域的期刊是比较open的，比如说像Development、 Migration、Ethnic study、Gender study等，我当然希望看到国内的学者在这些领域的国际期刊有一些发表。因为语言的关系，一个外国人还要花三五年去熟悉语言才能研究台湾，国内的学者就 比较占优势，发言的声音应该比较大一点。

【结语：痕迹与轨迹】

我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在我们的学科中留一点「痕迹」，就是让以后的人知道自己的研究；第二个是留下「轨迹」，这更不容易了，要让后面的 人跟著你走，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认为现在已经做的差不多了，有点痕迹不要自满，我们应该抱著留下轨迹的心情，而不只是要造成一时的轰动 (sensation)，我常这样鼓励我自己及学生。(全文完)（曾嬿芬 根据访谈整理）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四：社会学系林南教授自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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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简介】
姓名：林 南
生日：1938年8月21日
学历：东海大学学士（1960）
Syracuse University碩士（1963）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博士（1966）
经历：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助理教授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副教授、正教授、系主任
Duke University社会系正教授、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
专长：社会学
荣誉：美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人民大学荣誉教授
复旦大学荣誉教授
南开大学客座教授
华中理工大学顾问教授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求学历程】

我在东海的时候是念外文的，当时准备出去念新闻，所以我的硕士是念新闻。我当时准备念完之后从事新闻工作，在那段学习的时间中我修习了一些关于研 究统计的课程，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决定改行。修完Master degree之后我到Michigan State就转到社会学,，我个人的经验是虽然我在求学过程中转了很多弯，但是我并没有很吃亏，不会因为没有社会科学背景就不适应。主要是发觉自己有兴 趣，所以没有排拒的心情，能学就尽量学。当时留学生很穷，奖学金也很少，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夏天也都去学校餐厅收盘子。有一次夏天时我在工作，我们系主 任去用餐，看到我大吃一惊。我觉得对我来讲那种日子虽然比较忙一点，但也是蛮愉快的。我觉得念书有时候要靠一点机运，我就是在念博士时碰到了几个很好的老 师，参与了几个研究，当时就帮忙分析东西，一起写文章，之后就到会议去发表，我也跟著去，等于在学生生涯就有职业化的过程，如何整理发表文章、如何应付台 下的问题等。我也很注意这些教授如何去申请研究基金，教学与研究如何配合，这些机会让我去观察一个从事教学与研究的人在生活上怎么安排。

【专业生涯】

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Johns Hopkins社会系，是学校刚组起的新系，就找到James Coleman当系主任，很年轻的系主任。其他人也都很年轻、很优秀，当然也有很资深的，但差不多都是一些生气蓬勃的，比如说Mark Granovetter，我们也都很积极。我当时是在做Social networks，就是社会网络，我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网络，所以刚开始很大一部份时间在中美洲做研究，在哥斯大黎加、海地等国家做田野调查。去这 些国家做研究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教书时有一个学生的父亲要带一个医疗团队到中美洲去，他想知道如何才会有成效，为什么有的家长会带小孩来打预防针，有 的不会。便问他的小孩有没有什么教授可以给他们建议，因为他的孩子在上我的课，于是来问我，我说在社会网中讯息的diffusion有些是有力的、有些没 有，我就跟他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组一个调查团跟你父亲一起去。去了一次之后，胆子就大了，以后就自己去了。当然不是我去做调查，因为我不会讲 他们的语言，我是去监督的。当时很幸运，因为我当研究生时就知道老师如何带学生，所以我就自己组织了一些学生。当时年轻胆大，带了一批学生就到中美去做田 野，当时这批学生跟我一样都很年轻，但都很有兴趣，所以后来都出头了。这个经验对我很有帮助，一是我对一些问题开始有所思考，然后知道如何组织一个研究队 伍，包括要如何请当地的人协助等。正因为年轻，所以不怕吃苦，我们在海地时是住首都，但是出去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坐卡车去，而且那边的东西都不能吃，水也 不能喝，所以是一整天不吃不喝，晚上再回来，当时就是年轻，所以不怕苦。

我在Johns Hopkins待了五年，之后就转到纽约州立大学。然后1989年底转到Duke，当时Duke就是要找一个刚成立的亚洲研究所的所长，好几个系一起来找 人，社会系也是其中之一，提出几个候选人。当时我虽然没有动的意思，但是Duke聘人的重点都与我蛮接近的，比较走实证方面。其次是Duke有很好的医学 院，我有一部份是做医疗社会学，加上亚洲又正在发展，所以我很有兴趣。

【多元的研究领域】

我在研究方面跨了好几个领域，如果叫我只做一件事情我会觉得很枯燥。一个人如果一直在一条路上发展，到了某个程度就会停顿下来，没有 stimulation，如果没有在几个方向上发展就会无法突破，自己也会很苦恼。我在七十年代碰到这样的瓶颈，当时那一段做完之后我觉得很好，但是接下 来就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该讲的都已经讲了，至少当时我觉得这样。当然年龄也是一个因素，年轻时可能不会想太多，但是随年龄增长，比如说当时我父亲过世， 接着我的孩子出生，突然发现自己的生命阶段跳了一层，就有危机感产生，一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于是产生一个停顿，还好时间并不是很长。现在回顾一下我如 何突破这个困境，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虽然当时我不知道怎么走下一步，但我没有因此停顿下来，仍然继续工作，有机会仍然去作研究，那段时间约有一、两年。 我的思路虽然没有前进，但是我的工作仍然继续，所以我做了一些小的project，但是这些project后来给我很多启发。

其中有一个叫做小小世界(small world)的研究将我往前推了一大步！小小世界就是研究当我传信给你，你如何把它传给别人，这在西方被拿来当作一种研究工具。我要找什么样的人，我把这 讯息传给你，看你认不认识这样的人，请你传给他，或你认为他可能认识这样的人的人。我参加这个计划也是很偶然的，因为纽约州卫生厅发现了一个疾病，过去认 为是不会传染的，但是在一个学校里发现好几个校友都得到这种病，就怀疑是一种社会性的传染疾病。所以一方面找了医学院，另一方面就找我们社会系，最后就找 到我，因为我做社会网。这给我很大的启示，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出的讯息会到那个target，但有的没有到，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分析资料，发现讯息 传递有好几种方式，一种传给他最好的朋友；一种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人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一点，所以先往下走，平移之后再传给其他人；还有一种是往上走，结果 发现往比自己地位高的方向走反而比较容易成功。我就再思考这种结果，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平行的因为同质性高，比较容易传递，速度也比较快一点，结果不是这 样，反而是往地位比较稍微高一点的会成功。刚好当时有一些社会网的理论出来，谈到弱关系(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我就把它结合起来。我的论点是，因为弱关系可以碰到好的资源。虽然我是研究社会网的，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也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去。我发 现这个结果很有意思，就把过去的文献拿来看，分析思考这个结果，接著马上去做一个整个社区的调查，观察如何去检验我的理论，从那以后我走出了困境，研究领 域也开阔起来。

我本来在中南美洲小村落中作社会网，一下跳到传染病的延伸，接下来就到劳动市场，我题目一直在变，但我思考的东西是很一致的。思路打开之后，我就 没有停顿过，因为有很多东西可以做，我可以做劳动市场的流动，也可以做心理卫生的社会资源方面，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所 以就多条路同时进行，但都以social network为主。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最好的一种安排，因为我不想只在一条路上思考，我想到处看看，我的人生跟我的思路个性是这样，有的人可能只希望在一 条路上思考，不希望别的来干扰。我的经验并不一定适用每个人，但对我而言这个经验是很好，可以不断地给我刺激，让我去思考。有人问我这样会不会搞乱了或者 一事无成，但基本上我心中的思想概念是很一致的。社会网的概念已经发展很久了，从二０年代开始，但理论上面没有什么大突破，因为大家一直在想方法论的问 题，如果我一直跟著那条路线走下去就很有局限性了。当然也许会过的很愉快，但我在研究领域上一展开之后，就发现可以做的太多了。譬如说我最近在台湾准备做 一个关于婚礼的研究，因为说到社会网或社会资源的问题，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双方都要尽量去找地位比较高的证婚人，要如何在社会网里去找，这跟我过去做的又 不太一样，但在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未完待续）

“东方之子”杜克大学华人学者介绍之十三：商学院会计系张昀教授专访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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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SA：能评价一下Fuqua商学院MBA学生的质量吗？

张：我觉得是非常优秀(top rated)的，这里的学生可以和其他任何一个商学院的学生竞争。尤其是杜克的MBA学生有一种团队精神。而这种团队精神不是哪个学校都有的，就包括很多 顶尖的商学院都没有。而我们这里的文化就是“Team Fuqua”。所以这里的学生毕业之后去公司工作，公司的反馈就是“非常容易相处(very easy to work with)”。我觉得这是我们这里学生最大的长处之一。

DCSSA：Fuqua商学院每年大概招多少学生？其中中国人多少？一般GMAT成绩要多少？

张：接近400人。分成六个班。中国的MBA现在逐年增多。一般来说10%的新生都是中国人，是国际学生中人数最多的集体。GMAT 平均710分。

DCSSA：这些学生应该都有工作经验吧？你是如何看待工作经验的？

张：都有工作经验。我觉得工作经验并不在于公司大小，而在于你有没有管理的职责，你是不是参与了公司的管理。我并不是说你的technical ability不重要，而对于MBA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管理。因为技术从其他渠道可以学到，而商学院主要是学习管理知识。

DCSSA：那么我来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在大公司工作的小职员和在小公司领导很多人的经理，公司会招谁？

张：这就要看公司情况了。如果你需要一个螺丝钉，那么你可能需要找这样一种人，但如果说需要一个decision maker，那么你就需要另外一种人了。从学校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目标是培养领导才能

DCSSA：能不能告诉我们Fuqua如何培养学生的leadership?

张：这就又回到团队合作了。在团队合作的过程中，自然就会把你的能力培养起来。我们有很多的课外活动，比如北卡州每年都举办残疾人运动会。我们的商学院从 来都是最大的捐助人。这些都是学生努力的结果。他们捐出很多东西，然后进行silent auction, 所有的收入就捐给了运动会。

DCSSA：那么在Fuqua读书基本上没有奖学金吧？找工作的压力是不是很大？

张：没错，大部分都是自费。所以负担还是很重的。所以刚一进来就要开始找summer intern.

DCSSA：说说耶鲁商学院和杜克商学院的异同点。

张：耶鲁的商学院比较小，每年只招收不到两百人。所以是杜克一半的规模。而且耶鲁只有full time的项目，而杜克有3个执行的项目(Executive Program)。这三个项目加起来也差不多有200多人。Executive Program的学生工作年龄就更长了，他们都是在职读书的。我们最资深的一个executive的项目叫做Global Executive Program。那里面人的平均年龄在四十岁左右。大部分是比较高层的公司管理人员。

DCSSA：那这些管理人员都是周末坐飞机来上课的吗？

张：事实上大部分课程都不是在杜克上课的，在香港上过，在拉丁美洲上过，所以这是不同的形式。（笑）所以我一直认为，商学院的规模还是非常重要的。耶鲁的长处在于学校历史特别悠久，所以校友群素质特别高。不光是商学院的校友群，整个学校的校友群也特别强。

DCSSA：你觉得中国现在商学院有哪些值得改进的地方？

张：应该说国内的商学院现在和国际接轨得非常好。比如清华也有自己的executive program. 就和杜克的executive program非常像。清华的executive program名气非常响，很多民营企业家都在那里镀金。他们的教学也采用案例方法。事实上，我觉得在国内教课更有挑战性，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我们在美 国教课，那些案例大部分都是从哈佛商学院的案例中挑选出来的，而这些案例事实上在国内没有办法使用——因为情况实在是太不一样了。所以在国内教更有挑战 性，国内很多准则和法规成天都在变。所以你必须对本土情况有非常清楚地了解。

DCSSA：在商学院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教授，就是没有太多学术背景，而一直在工业界摸爬滚打，到了60岁来教书？

张：有。通常这样的老师是Adjunct Professor. 他们有很多实际的经验。我觉得学生会非常喜欢。

DCSSA：最近国内特别风云的一个人物就是郎咸平，他不停的在批评国内的企业。那么我想问问你觉得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有一套更加成熟的会计体系？

张：我的看法是会计只是整个系统中很小的一个部分，还有法制系统，产权的保护，这里不光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国内企业界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从一个系统转移到另 外一个系统，很多参数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要解决问题，如果你只有会计的方案，而其他东西没有配套，肯定不行。当然郎咸平现在提出这些问题是非常有意义 的。对于投资者尤其如此。我对于改革的基本看法，只能向前，走回头路肯定是不行的。

DCSSA：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宗兴 采编）

“东方之子”杜克大学华人学者介绍之十三：商学院会计系张昀教授专访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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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素描：张昀(Clement)，生于上海，9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国际贸易专业。98年毕业后来美国留学。200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商学院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获会计学(Accounting)博士学位。2003年受聘于杜克大学Fuqua商学院担任会计学助理教授。

DCSSA: 张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DCSSA的采访。首先谈谈你在人民大学四年本科的学习体验，以及什么时候决定自己今后的职业道路的？

张：在人大，我第一次开始接触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受到了较好的训练。人大不论在专业的学习上还是在英语的学习上都提供了很好的环境。这就为我出国留学打下 了基础。至于决定职业道路的时间，我差不多在大四的时候定下来的。当时我的同学很多考研或是直接工作。人最终还是要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从我个人的角度 来说，我的性格更适合在学校作研究。

DCSSA：谈谈你在耶鲁学习的体验。

张：刚来美国时，我在Tulane呆了一年，第二年转学去了耶鲁。前两年主要就是上课(course work)。我上了一些经济学的课程，金融学的课程，还有会计方面的专业课。光从会计学的专业角度来说，会计学其实是一个很宽泛 (comprehensive)的学科，所以需要经济学最基本的训练，如果做实证分析，还需要很多统计学的知识。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的一点是很早就定下了 自己的研究方向。所以从我进耶鲁直到来杜克只花了四年时间。

DCSSA:简单介绍一下你的研究方向。

张：我主要研究代理人理论(Agency Theory)。简单说来，就是如何利用企业的会计信息，来激励公司的管理人员获得经济利润的最大化。我在耶鲁的导师是Rick Antle，我的研究大部分是会计理论。

DCSSA：可能有不少人对经济学、金融学和会计学之间的区别不是很清楚，你能不能说一说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张：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认为经济学就是一门基础科学，而商学院里面的金融学、会计学或是市场营销等都是一些应用科学。这是一种比喻。金融相对来说研究如何有效的分配运用金融资产。对于会计学来说，它从公司信息的角度来做研究。

DCSSA: 那是不是说从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报表再回过去反推公司的财务状况？那这里面是不是也有涉及一些心理学的知识？

张：不同的信息系统会给经理人员不同的激励，会促使他们干不同样的事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如何设计会计信息系统。会计学有一小块专业是涉及心理学的。但是我做的研究还是以Rational Behavior 为基础。

DCSSA：能不能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你的研究。

张：会计学中有一大块是做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有研究显示当公司发行新股的话，公司就会把财务报表修饰的好看一些，看起来很profitable. 我有一个项目正是研究会计准则保守性和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的。

DCSSA：是不是说做假帐呢？

张：不能说是做假账，很多情况下应该说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应用一些手段。使会计的收益显得很高。

DCSSA：好，现在来谈谈你在商学院做教授的经历。在商学院一般是几年能够拿到终身教职(tenure faculty)？商学院如何评tenure？发文章的速率大概是多少？

张：我们签下的合约是八年。就是说在八年必须要拿到tenure。但是在我们这里领域中，人员的流动特别大。评终身教授的话，综合来看你的研究和教学。文章一般每年1篇。

DCSSA：商学院一般教学要求怎么样？MBA学生是不是要求特别高？

张：MBA学生向来都非常挑剔。一般说来，他们都有3到4年的工作经验，所以当他们来到商学院读书时，脑子里面非常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目的性非常强。作为 老师来说，上课时一定要全神贯注，把力量花在刀尖上。上课的时候，的确比较紧张，尤其是像我给学生上案例方面的课程，我每年要教三个班。我教管理会计 (managerial accounting)。

DCSSA：案例教学应该是商学院所特有的教学方式，能详细谈一谈吗？

张：好。我教的三个班，说起来案例完全一样，但是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内容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学生有不同的背景，所以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讨论的内 容也不一样。刚来商学院，教案例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教了几年之后，我感觉到自己获益匪浅。这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很多时候学生从他自己过去的经历来 谈，对我来说，也是耳目一新的。

DCSSA：听起来很有意思。那么每年教学总量是多少？

张：我们商学院的教学还是比较合理的。一年总共有六个星期教课，时间安排得紧凑而集中。在这六个星期之内，人的精力要百分之百的投入到教学当中，其他什么事情也顾不了。每个班每周要上两次课，每次课大约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

DCSSA： 听起来有点像新东方上课啊。能回忆一下第一次上课的情景吗？

张：没错。而且是从早上开始一起到晚上结束。所以也是体力活(笑)。第一次上课，那是非常紧张的。因为通常在私立大学读博士的话，不太可能有教课的实战经 验。在商学院尤其是这样。 所以当我来这里的时候，教课经验为0。但是话说回来，这也是一个学习的曲线(learning curve)。教了一段时间，就大概知道什么是重点，什么不重要。

DCSSA：问个尖锐一些的问题，当你初次走上讲台时，你的学生都工作过一段时间，而你一直在学校，你讲的东西他们能信服吗？

张：这的确是个问题。应该说是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吧。我在学校一直受到了学术的训练。他们有实战的经验，这不能说谁重要谁不重要，一个聪明的学生，应该学会 从老师这里获得有用的东西。从老师的角度来说，我会觉得他们的反馈对我非常有益。我最喜欢的在课程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学生说：我在过去的工作中用到了这些 东西，我觉得这个方法的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老师就会受益于这样的讨论。这就是一种双向的交流。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灌输过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