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子”杜克大学华人学者介绍之十二：王小凡教授专访（下）

Add comment December 24th, 2007 Admin 华人学者 | Chinese Faculty

【钟】您对生物方向的PhD的择业怎么看待呢?

【王】其实Ph.D的训练是很特别的, 最重要的是培养一个分析能力. 过了这个阶段, 再去看其他的很多东西, 像政治,像法律, 就会发现这种分析能力是相通的. 像平时Supreme Court出来的case我都喜欢去看, 因为需要的分析能力是类似的, 只不过他们分析的是人, 是社会, 我们分析的是自然. 在毕业典礼上, PhD在最后才宣布, 因为这是最高的学位, 每个individual都achieve something. 在毕业册上, 其他人的名字都是排在一起, 只有PhD是一个一个单独列出来的, 包括导师的名字还有论文的题目. 因为这表示individual achievement and originality.

以前NIH 的director H. Varmus写过一篇文章, 大概是10年以前的事了, 对我们都有所启发. 他说现在我们出那么多的PhD, 但是可能没有这么多faculty position. 但是很多职业都需要这些受过training的人. 这个training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用的. 做lawyer啦,  做Business啦, 都是有帮助的.

但这并不是说如果我不想做professor的话, 我就马马虎虎混个PhD算了. 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应该尽力去做好, 别人也通过我们已经做出的成绩来判断衡量我们. 比如说我学完这个PhD想去industry, 不是因为我学的不好, 只能去industry, 这样industry也不会要你. 正确的态度是, I’ve done well. Now I choose to follow my interest and desire, I want to go this way. 这样的话, 人家一看你的publication, 成绩是摆在那里的, 这样别人也会尊重你, 并且对你的期望值也很高.

做科研有没有运气这一说? 当然也有, 但是很多时候也反应了一种选择和判断的能力. 像选题就很重要, 所以我经常鼓励学生试着去问key question.

最近三年, 我和其他两位在美教授为清华大学提供一些咨询服务. 其中一项就是与大学生座谈.座谈的时候我也谈到, 要擅长发现自己, 要找到自己智能和兴趣的最佳结合点. 像生物科学是一门实验科学. 有的人很聪明, 但是那个手不巧, 什么实验都做不出来, 那真是有点hopeless(笑) 就是你再想竞争, 但你在那个瓶颈卡住了, 没办法. 现在的现实就是你要发第一作者的paper, 主要工作还是得你做, post-doc也是一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这不是最适合你的路, 也许你就该尝试做点别的东西. 我以前就有几个学生改行的, 我都挺支持他们的. 一个学生是MD/PhD. 他说我觉得我实际更适应做医生. 我说那好啊, 你很聪明, 我希望你能做一个勇于创新的医生. 他说: I am so released; I thought you would be so angry at me.

还有个学生, 是从国内来的, 她以前得过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奖. 后来读生物了, 做得也不错. 但是她讲lab meeting 的时候感觉稍微有点干巴巴. 生物这个有一点就是需要很强的想象力, 比如说怎么想象那些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细胞怎么在一起, 胚胎怎么发育的, 需要能够浮想联翩, 每个细节都要想到, 想象一个模型出来. 然后那个学生过了一段时间自己来找我了, 她说: 虽然我的实验还比较顺利, 但是我感觉从长远来看我学生物不利于竞争. 像实验室的另外两个美国学生, 每次lab meeting 都讲的非常生动. 我觉得我跟他们比没有优势. 我当时其实已经观察出这点来了. 她说我如果能够结合我的这点数学的爱好和生物的训练在一起, 去做 bioinformatics, 会很合适. 结果她就进了Stanford 的Bioinformatics系. 我给她写了很强的推荐信, 说到她自己发现了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自己热爱做这方面的工作. 人家一看, 这是很好的一个理由, 背景也很强.

【钟】您和您的夫人董欣年老师都是杜克的 professor, 家庭幸福, 事业成功, 非常令人羡慕, 你们是怎样互相支持走过来的呢?

【王】我的post-doc 的导师 Robert Weinberg, 讲了很多话很有道理, 我受他的影响很大. 从科研讲, 他经常能看到big picture. 像我们做癌症的, 不能只钻在一个分子里面,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而是应该经常能走出来, 看到整个疾病, 这样呢, 他总是能到看到cancer下一个 major question.  还有一点他谈到家庭一定搞好. “You have to have a happy family. If you don’t have a happy family, don’t have a happy kid growing up, who cares about your publishing one more Cell paper?” 他觉得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个failure. 有些人提倡好像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才能做成一番事业. 这不一定是对的. 其实很多很好的科学家也有挺不错的生活.
欣年和我一起从武大毕业后她去了Northwestern做PhD, 我在UCLA; 后来她去Harvard做post-doc, 我去了MIT. 当时我们非常地努力, 工作很辛苦, 周末, 晚上总是加班加点. 后来我们拿到tenure以后, 才开始有了周末, 更enjoy life一些.

这里有个问题, 关于women in science. 这个问题在美国也存在, 在国内也存在. 我记得几年前我们第一次到清华座谈的时候, 几个女学生也谈了这个问题. 在中国她们看到的是, 怎么这么多女学生读, 但是到后来好像怎么就没有多少人成了教授? 这个有多方面的原因, 生孩子, 带孩子. 这是很可惜的, 因为很多女学生都是很好的scientists. 但是最后很多都选择支持丈夫的事业. 我觉得是个遗憾. 困难是有的, 但不是不可克服的, 可能要家庭比较和谐, 两个人互相配合.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 持更多的鼓励态度.

【钟】怎么看待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的问题?

【王】glass ceiling 这个问题是存在. 像饶毅, 鲁白他们提出来让我们积极地改变这种状况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但是又不能太过分的去争辩, 因为这个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在里面. 在克罗拉多的一个会议上, 鲁白让饶毅, 施一公, 钟伟明还有我几个人一起做panel discussion. 关于glass ceiling, 我是这么看的, discrimination有些时候是存在的, 也是没法完全避免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社会, 特别是在science这块, 是比较based on your merit的. 我当时讲的就是好多中国人都比较喜欢做自己的事情, 专心做自己的研究, 不太喜欢被其他的事情打扰. 但是glass ceiling 的问题有一个指标看得就是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少啊.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挂名, 得做事, 而且还得做好. 如果我给你一个paper你很长时间回不来, 那我下次就不找你了, 对不对(笑). 但是要是你做得很好, 人家就愿意找你,慢慢得就把你提到上面去了.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都不是故意要对你不好. 包括我自己也会矛盾,到底我想花多少精力在这些事情上. 我当时跟施扬也谈了好多次, 谈到我们有一半的时间在为别人服务 在review 别人的grant, review 别人的paper, 给别人写推荐信, 做committee member. 但是一方面是服务, 一方面也是对你的认可. 还有一点呢, 我们要开诚布公地多交朋友, 在系里啊, 在外头啊, 积极地参加各种活动. 中国人里头也有很多人做得很好, 像许田啊, 都是很好的榜样. 所以我前头讲, 知识要广, 这也容易跟别人找到共同语言, 对交朋友就很有帮助.

【钟】跟国内有什么联系和合作?

【王】因为我这里的实验室 也比较忙, 我在国内主要做一些顾问(advisory)和评估(evaluation) 的工作. 像我和施一公, 林海帆在清华组成一个小组, 帮助他们评估 faculty position的申请, 看看他们的简历啊, 帮助跟他们的导师联系啊. 还有就是在校方的学科设置啊, 人才特殊待遇啊方面给一些意见建议. 我们每次回去, 也会跟学生见面, 座谈, 跟大学生讲各种各样的事情, 有讲怎么做人啊, 也有讲sicence 方面的. 另外明年可能会帮自然科学基金会审一些grant. 我觉得这个评估的工作很多海外的华人科学家应该可以做很多. 因为是懂行, 而且相对来说可以做到比较客观公正. 另外在科学院也做一些工作. 还有我的母校, 武汉大学, 希望我能帮助做一些工作, 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回馈母校.

【钟】非常感谢您接受DCSSA的采访, 我相信您的故事, 对广大的留学生来说, 从做学问到做人, 都会有很多启迪.

“东方之子”杜克大学华人学者介绍之十二：王小凡教授专访（上）

Add comment December 24th, 2007 Admin 华人学者 | Chinese Faculty

背景介绍: 王小凡, 乌鲁木齐人. 小学没毕业即进工厂, 一待就是八年. 78年高考考取武汉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 82年考取吴瑞教授主持的CUSBMBEA (China-US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Exchange Application)后赴美留学. 86年在UCLA获得博士学位后, 在Whitehead Institute for Biomedical Research和MIT从事博士后研究. 92年来到Duke药理和分子癌症学系做助理教授, 是最早来杜克大学华人教授之一. 98年成为终身教授, 03年成为正教授.

在美期间, 获得多项学术嘉奖, 并担任多种杂志的编委(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 现在他是member of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Editorial Board和 Associate Editor of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他在Cell, Nature, Science等顶级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 文章总数逾80篇. 目前, 他还担任了 Society of Chinese Biologists in America 的秘书长一职.

－ Ph.D的训练是很特别的, 最重要的是培养一个分析能力. 过了这个阶段, 再去看其他的很多东西, 像政治,像法律, 就会发现这种分析能力是相通的.
－ 如果你要想做一个scholar, 你需要知识渊博, 懂很多事情, 同时还要有个善于分析思辩的头脑.
－ You have to have a happy family. If you don’t have a happy family, don’t have a happy kid growing up, who cares about your publishing one more Cell paper?

【钟：钟丽娴】
【王：王小凡】

【钟】小凡, 你好! 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听说您早年的经历很特别, 能给我们讲讲您的故事吗?

【王】我的经历比较丰富. 我还在乌鲁木齐上6年级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开始了. 学校也停课. 武斗结束以后又碰上中苏边境的问题, 整天挖防空洞. 所以就一直停学, 到70年初的时候国内要搞三线建设,内地要修军工厂. 我母亲单位石油学院就搬到河南山沟里去了.在河南的山区里面, 我们住在农民家里. 小学没毕业, 中学也没有上. 就去工厂里当工人, 还不到16岁. 后来就去了石油部第二机械厂, 在那儿当了工人. 我们是做抽油机的, 现在美国还用这个, 就是磕头机. 当时当工人的时候, 做齿轮, 57个齿或者58个齿, 需要通分, 提取公因数, 但是这个没学过! 我们学到约分就停课了. 这个3/4+1/2怎么算我们还没学过呢. 所以我当工人的时候就自己学一点基础的东西.

73年教育回潮, 要考试, 结果考得还不错. 厂里的人说, 嘿, 这个小学没毕业的比高中生考得还好. 1977年, 打倒四人帮以后, 我妈妈从北京回来, 说你要赶紧准备了. 邓小平已经出山了, 高考要恢复了. 所以这时候呢, 我就开始准备. 我一看我没学过化学, 没学过物理. 只学过一点数学的东西. 但是我还得上班啊, 我当时还是个班长, 白天要管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 我就每天走在路上,上下班的时候看的化学. 数学和物理就结合起来一起学, 学了初中的还得学高中的. 第一次高考我就去了, 那是1977年的冬天, 当时虽然过了录取线, 但是我自己感觉火候还没有到. 78年又考了一次, 数学, 物理, 化学都考得还可以, 但是 英语很难, 因为我没有时间学, 我就硬着头皮进去了, 画了几个圈, 得了9分.(笑). 我以前做工人的时候, 对生命现象很感兴趣, 订了一些杂志, 跟医生也很熟, 所以当时填志愿是生命科学. 然后当时刚好出差去武汉, 武汉机床厂. 同去的人带我去东湖. 我们在东湖划船的时候我看到对面山上的建筑很好看 人家说那是武汉大学. 出差还没回去, 电报来了, 说立即返厂. 原来我考上了. 我当时就填报了志愿武汉大学生化专业.

当时我已经提升三级工人了(笑), 带着工资上了大学, 别人的学校补贴, 16块, 18块.我工资就56块 (笑) 去了以后, 我发现我们班上有8个人英语都考及格了, 有一个最高的80几分, 而我才9分,自然被分到慢班. 第一次考试我记得是听写, 结果我一句也听不懂, 回来后我就问我的同屋, 他说, 第一句话念的是:One day…哈哈…说 one day 列宁怎么去学习. 但就这个one day 我都听不懂. 所以我当时觉得英语一定要赶上去, 天天早上起来就背单词什么的. 每个夏天暑假的时候, 我就借一本英文书来看. 我当时也搞一些学生工作,是学校学生会的副主席, 比较活跃. 武汉大学当时是学分制, 是刘道义校长搞的改革, 当时没有几个学校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可以提前学一些77级的课. 77级2月份入学, 我们10月份进去, 比他们晚半年.

等到81年夏天的时候, 我好多课都修过了, 就不需要再考试了, 但是班上其他同学还要准备考试. 结果同屋的几个同学就说怎么不去试试考研究生啊. 那时候是3年级刚完的时候, 77级都在报名, 我呢学校也就特批了, 因为学分修够了. 一考呢果然考上了, 我当时报的是北京遗传研究所, 就是中科院. 刚好又赶上吴瑞的CUSBMBEA, 81年的冬天考. 但是都要用英文考., 大家都有点头痛, 我们当时英文不像你们现在这么好, 但是也都考上了. 然后就毕业了.82年2月份先去广州中山大学学英文, 3个月强化训练. 每天听说读写4节课, 然后还有一门美国文化课, 每天小考, 强度挺大的 都是美国老师, 很有帮助.

【钟】这真是听起来很传奇的经历, 您当了8年的工人, 你有没有觉得把人生很宝贵的一段时间浪费掉了?

【王】其实那时候跟工人在一起也挺开心的, 学到不少东西. 我不认为自己在什么地方浪费了很多时间, 还是经历比较重要, 只要从经历中能学到东西, 就不能算浪费. 我当时在工厂里的时候, 因为做班长, 后来又做工会副主席, 慢慢练着要在众人面前讲话. 后来我碰到我当时做学徒时认识的一个人, 他说你改变真是太大了. 原来你是这么shy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你怎么看, 如果你从你的生活经历中学到了东西, 那么这些生活经历就是有价值的.
我觉得这个看法也跟您的性格有关, 您是属于那种非常乐观开朗的人吧

这一直都是我的生活哲学. 就是往前看, 永远都往前看.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像当时我们很多经历都很苦的, 当时在乡下被整得很厉害, 我妈妈当时被关了起来,叫做?#19968;打三反? 然后我们也不准回家, 因为要清理阶级队伍什么的, 我就跟奶奶, 当时都70多岁了, 还有妹妹住在农村一家人的厨房里, 每天吃个饭都要去2里地外打饭. 砸石子, 挑石灰, 什么苦活儿都干过. 但是也学到很多东西, 比如说怎么跟人相处. 所以一切往前看, 就不要把这些都当成一个包袱. 没有人会一帆风顺的, 总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 像现在,有时候我没拿到grant, 投出去的paper被拒了, 但是2个小时就过去了, 地球照转, 人家不会等着你, 是吧. 所以你再重新写吧, 重新改吧, 送不同的杂志. 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

【钟】你们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来美国的一批中国留学生, 没有前人铺路, 走到这一步是不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

【王】美国这个制度还是比较健全的. 你一看就很明白, 每一步该怎么走. 科学还是没国界的. 像我们去的实验室, 一半以上的人是外国人, 所以你也不觉得自己是个例外. 一步一步还是比较顺理成章的.

【钟】对年轻的一代有什么建议吗?

【王】要告诉广大年轻人的一点是, 如果你要想做一个scholar, 你需要知识渊博, 懂很多事情, 同时还有一个善于分析思辩的头脑. 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在专业以外,不要只对sport感兴趣, 看书的话也不要只是看看小说, 这些对拓宽知识面帮助不大. 政治经济法律也应该懂一些 反过来, 如果懂得很少的话, 跟别人的交流也会成为问题, 如果有个job interview, 在饭桌上闲聊的时候都不知道说什么. 我看我们年轻的一代就跟很多美国的孩子差不多, 除了science以外, 就是sport, 还是应该多懂一些别的.

另外一点是communication skill 一定要好. 这个我在自己的实验室一直都强调的, 尽量不要在实验室说中文, 中文忘不了, 回到家慢慢讲. 但是以后如果英语不好, 是个很大的遗憾. 因为communication skill, 特别是写作, 因为未见其人先看写的东西, 如果写得很糟的话, 一下给人印象不好. 我23岁开始学ABC, 但是还能达到一定的程度, 是自己要求自己的结果. 口语的话, 像我经常也会注意发音的重音在哪里, 因为如果重音放错了, 美国人就听不懂了. 所以现在如果有学生说错了, 我就会提醒他们, 这样才会慢慢有进步.

“东方之子”杜克大学华人学者介绍之十一：化学系刘杰教授专访

Add comment December 24th, 2007 Admin 华人学者 | Chinese Faculty

“大学时光是我的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

“Duke是一所年轻正在前进的学校，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继续改进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工作更勤奋一些。”

——刘杰教授

DCSSA: 刘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DCSSA的采访。首先从您的名字谈起。是不是父母希望你这个儿子将来能够很杰出？

刘：有这样的意思。但是我更愿意把“杰”字看成木头漂在水上。说明我今生注定漂浮流浪（笑）

DCSSA：这个视角很独特。您本科就读于哪所大学，是哪一年进大学的？

刘：我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山东大学度过的。我本来就是山东夏津人。83年进山大，90年硕士毕业。

DCSSA：那您是80年代的大学生。现在怎么看当年的大学时光？

刘：现在回过头来看，那真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大学生真的是“天子骄子”。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未来光明(bright future)。

DCSSA：这和国家的大环境肯定有关。

刘：没错。整个国家的精神非常积极向上，经过苦难，每个人都看到了曙光。没有浮躁的气氛。

DCSSA：您本科专业就是化学吗？选择这个专业是不是因为当时社会的风气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刘：也不全是，我的父亲是高中化学老师。家庭影响还是挺大的。我从小就喜欢动手。告诉你一件趣事：我小时候曾经拆过一个闹钟，然后尝试着把所有零件重新放回去，结果发现多出来一个（笑）。我在山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方向是胶体与表面化学。

DCSSA: 那个时候大学生读书一定非常刻苦。

刘：没错。图书馆不关灯，大家不会走。上自习去的迟一些就没有位置了。

DCSSA：您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学生吗？在上大学和读研究生的时候，您除了本专业的课本之外，还读什么课外书吗？

刘：算是吧（笑）。我的学习习惯是课堂上全神贯注，效率极高。所以上课是我最累的时候，反而到了复习的时候，我非常轻松，非常relax。我的兴趣比较广泛。《读者文摘》、《航空知识》、《中国青年》等杂志我经常看。

DCSSA：您的大学生活真是多姿多彩。那90年毕业后就到了哈佛念研究生？说说您的导师和在哈佛读书时候的感受。

刘：我的导师是著名的化学家Lieber教授。Lieber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在Nature, Science杂志上共发表了40篇纳米研究的文献。被公认为纳米科技领域的开山鼻祖之一。至于感受嘛，我想主要有两点吧：第一，中国人不比别人差。我在 哈佛的中国同学个个都特别优秀。第二，大家玩命地工作。每天每个实验室都有人通宵工作。平均下来每周70个小时的工作肯定是有的。

DCSSA：您在哈佛的同学现在也都独当一面了吧。

刘：对，戴宏杰、杨培东等中国教授都很出色。杨培东的hobby就是读paper，就是说如果闲下来，他就会拿起一篇文献来看，这是他最大的乐趣（笑）。

DCSSA：太经典了。这让我想起来一句话，就是上次采访医学院林海凡老师时，他说研究是他最大的乐趣。

刘：是啊。我觉得要想做一个出色的科研工作者，兴趣/恒心/创造力(interest/persistence/creativity)三者缺一不可。

DCSSA：96年哈佛毕业之后，您在哪里做的博士后研究？

刘：Texas的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我的导师是Richard Smalley。96年化学诺贝尔奖得主。特别有趣的是，我来到Rice的时候是10月1日，9天以后，Smalley拿到了诺贝尔奖。很可惜去年他去世 了。这是整个纳米科学界的巨大损失。

DCSSA：那您什么时候来的杜克？说说杜克和哈佛的比较

刘：我做了3年博士后。99年来杜克，一直到现在。Duke是一所年轻正在前进的学校，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继续改进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工作更勤奋一些。一 个最顶尖的学校，一定是everybody works hard. 说件有趣的事。MIT有个小组，夜里面两点，导师还没走。他环顾四周，看到所有的学生都在，于是导师说：我们开个组会(group meeting)吧。后来被传开后，大家都知道深夜两点也是可以开组会的。（笑）

DCSSA：真有意思，说说您的研究领域吧。

刘：我研究的是纳米材料。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所以机会很多。There is a lot of knowledge gaps needs to be filled, a lot of phenomenon needs to be explained, which will lead to new understanding of physics.

DCSSA：您的研究小组现在有多少研究生？能不能简要作个评价。

刘： 我们组一共有10个研究生，其中8个中国学生。现在的中国学生比我们那时候会享受生活(笑)。谈到做研究，人与人之间差别很大。有的对科研很感兴趣，比美 国学生要更加勤奋。有的已经对科研不感兴趣了。That’s fine. If you think science is exciting, and you are willing to devote to science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then go for it. Otherwise find something else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in.

DCSSA：您如何激励学生的创造力？

刘：我鼓励研究生至少每年应该参加一至两次的全国性会议。和别人的交流非常利于产生新的idea.

DCSSA：现在科研的经费是不是很难申请？

刘：没错，应该说越来越难。NIH的funding从30%到12%。 就是说100个人申请，原来有30个人能够拿到，现在只有12个人能拿到了。

DCSSA：接近采访的尾声，想问这样一个问题：您平时如何兼顾事业和家庭？

刘：我很幸运有一个非常支持我工作(very supportive)的太太，所以我能够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工作上。

DCSSA：说说您的业余爱好。

刘：我喜爱钓鱼。钓鱼是一种非常休闲的放松方式。

DCSSA：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宗兴 采编）

背景资料：刘杰，68年生。山东夏津人。83年考入山东大学化学系，90年硕士毕业。91进入哈佛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师从Lieber教授。96年在莱 斯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师从Smally教授。99年受聘于杜克大学化学系，04年成为终身教授。在 Science, Nature Materials, Advanced Materislas, JACS等刊物发表了50多篇文章。

“东方之子”杜克大学华人学者介绍之十：生物医学工程系袁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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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到袁凡老师，脑子里不由浮现出这样一个词语“气宇轩昂”。79年考入北京大学力学系的袁凡发现自己对于力学并不感兴趣。于是大学里面他把绝大多数时 间都用在了自己感兴趣的学科上——那就是生物。报考研究生的时候，他如愿以偿的转了行，去学生物力学，虽然仍然带着力学二字，但是却主要和生物打交道了。

对于出国的经历，袁老师笑着用“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来概括。当初被公派到John Hopkins，结果材料阴差阳错被寄丢了。就在他安下心来开始在北大教书的时候，纽约市立大学(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却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于是他来到纽约开始了异域留学的生活。

在CUNY，袁凡师从杰出的生物医学工程大师Sheldon Weinbaum。Sheldon Weinbaum是美国国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和美国国家医学院(Institute of Medicine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 )三院院士。袁凡介绍说，全美国像Weinbaum这样同时拥有三院院士头衔的杰出科学家只有八位。有了这样的“大牛”导师，袁凡学习起来自然劲头十足。 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动脉硬化的数学模型。

在纽约学习的日子里，用“战战兢兢”来形容可能再恰当不过了。这倒不是学业难倒了袁凡。而是当时纽约糟糕的治安情况。他住的楼下有过几次枪战，留学生外出身上一定要带上几文保命钱。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有过被抢的经历。

袁凡用了四年半拿到了博士学位。随后他来到了卡耐基梅隆(Carnegie Mellon)作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然后就去了哈佛大学。在那里，他从讲师做起，95年成为哈佛医学院的助理教授。96年来到杜克至今。

“工作狂和富有创造力很多时候是矛盾的。”这是袁凡在谈到研究心得时说出的一个很有趣的观点。袁凡解释说：这里的工作狂是指一种误区，就是整天都忙于很小 很琐碎的事情。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做研究有些时候需要放慢脚步，停下来，跳出小的问题和小的范围，好好想一想。一个人对科学技术的贡献是看他有多少发明 创造而非工作多少小时。为此袁凡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叫Kary B. Mullis。他的成名不是由于发表了很多论文。恰恰相反，他的论文数量非常有限。但Mullis博士却因为发明了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而拿到了 9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PCR技术现被广泛用于DNA/RNA片段的快速扩增，其扩增效率之高就象核裂变的“链式反应”那样。而这样一个伟大的发明据说是 他在美国西海岸128号公路上开车的途中灵机一动的产物。

生物医学工程(BME)是杜克的王牌系科，也是最受本科生欢迎的专业选择之一。从04年开始，袁凡开始担任系里主管本科生教学的主任。担任行政职 务更多地意味着一种责任和奉献，袁凡说：“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兼顾行政和自己的研究。”袁凡摆摆手：到了快要为新学期选课时，他每天要花两个多小时来答复 各种各样的email。有的时候一天要和十多位本科生面谈。

袁凡老师曾获美国微循环学会IPM创新设备奖，杜克大学医学院乳腺癌研究青年学者奖，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青年教师奖。他同时还是杜克大学医学院眼科学系副教授和杜克大学综合癌症研究中心成员。(宗兴)

“东方之子”杜克大学华人学者介绍之九：医学院冯国平教授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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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科研的话，如果你仅仅是like science的话是远远不够的, 你必须要love science。”

“在我看来,不管做那一行,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冯国平教授

DCSSA：国平，您好。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出国之前的学术经历么？

冯：我上学比较早了，我是1977年的大学生，也就是文革以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当时考上的是浙江医科大学。其实，我当时是想学工程的，但是被分配到了医学院。所以可以说不是我选择了医学研究，而是医学研究选择了我。（笑）

DCSSA: 当时学的临床医学么？

冯：不完全算是，我们当时既学临床的知识也学基础研究方面的知识。我在上大学期间，发现我对生物医学的基础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大学毕业以后就去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读了硕士。

DCSSA: 后来就出国了？

冯：在学校工作了三年。当时学校有规定，毕业以后需要工作服务三年才可以出国。

DCSSA：当时出国也是通过考GRE, TOEFL，然后直接向国外的学校申请？

冯：对的，基本上和现在一样。不过当时生物学科，直接招收国际学生的美国学校比较少，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的几个学校。我去的是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那是1989年的事情。

DCSSA: 您当时出国的时候是怎么打算的呢？有明确的目标没有？

冯：当初想法比较简单，目标也很单纯，就是一门心思的要做research的。

DCSSA: 我看了您在研究生期间的publication. 发现您非常的高产，5年的时间发表了4篇文章，其中还有一篇Cell. 您有什么秘诀么？

冯：秘诀谈不上。其实我认为做science呢，最重要的要想清楚你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如果你找到一个有既有意思，又在科学上有重要意义的课题，然后去 把它解决了，那你的文章就自然而然的上去了。谈到具体的怎么样才能多产, 我觉得自信是很关键的。遇到难的课题的时候要敢于迎难而上，只有敢于去迎接挑战，才会有大的收获。比如你刚才谈到的cell文章，这个课题如果是放到现 在，我可能会犹豫要不要做，因为现在懂的多了，就知道它难度比较大。但是当时不这么想，难的课题反而更想去挑战，结果后来也就做出来了。所以做研究要有闯 劲，不要怕失败，　对于研究生们，这一点尤其重要。其次，不光是要干的勤，也要干的巧，对于课题的设计要多论证，对于细节也要考虑到。

DCSSA: 有没有课题不顺利的时候？

冯：有的。碰到困难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信心。我就想，我无论如何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再有就是做实验的时候，每一步都要认真， 数据要solid, 尝试用不同的角度来论证同一个结论。这样一步步的走下去，通常就会发现课题就会逐渐走向成功。当然，有时候是说说容易做做难。（笑）

DCSSA: 研究生毕业了以后，您在哪里做的博士后呢？

冯：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因为我对human health 特别感兴趣，我就想结合genetic的办法在动物模型上研究人类的疾病。那当时我的导师Josh Sanes在华盛顿大学，他在这个领域做的相当的出色，所以我在他那里做了5年的博士后工作。2000年博士后出站，到杜克大学神经生物学系做助理教授。

DCSSA: 你在杜克的研究主要是什么方向呢？

冯：主要是以小鼠为动物模型，用遗传学的方法研究神经突触的形成和发育。这方面的工作有助于我们理解神经系统的发育机制，从长远的角度上能帮助我们理解和治疗神经疾病，比如Parkinson’s Disease 和 Alzheimer’s Disease.

DCSSA: 很有意思的工作。您在研究上和国内有合作么？

冯： 我是上海神经生物所的Guest Investigator，研究上有合作，还有去短期指导和做学术讲座。

DCSSA: 我听说您在神经生物学系主持过国际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的招生工作。能谈谈你在这方面的感触么？

冯：总体感觉是现在的学生素质很不错。学习成绩优秀，研究经历丰富的学生不在少数。但是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这点在面试的时候体现的比较明显。我们发现很 多学生对具体的问题解答的不错，可是缺乏科学上的大局观，对自己的research career缺乏整体的长期的设计。其实这个问题同样存在在有些已经进入研究生院的同学身上。我这次回国和研究生交流， 我就问他们为什么来上graduate school。有的说毕业了找不到好的工作，就考研了； 有的说想试一试看看搞科研是怎么回事； 还有的就是从众心理，随大流。我就和他们说了，做科研的话，如果你仅仅是like science的话是远远不够的, 你必须要love science。有这样热情，积极寻找自己科研的兴趣点，从研究生阶段就慢慢积累，这样才会成功。

DCSSA: 非常精辟！确实做科研工作是需要passion的。可是下面有个比较尖锐的问题。现在生物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每年毕业的博士生数目是每年新招收助理教授数 目的10倍以上，faculty的job market的竞争越演越烈，您觉得作为研究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应对策略呢？

冯：我对这个统计数据不是很了解，不过竞争确实是存在的。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由于语言上的限制，在美国的就职压力相对来说还要更大一些。但是，我觉得大家 在找工作的时候可以把眼光放远一些。比如说，国内现在对生物学研究投入力度是前所未有，各大院校也面向海外留学生开放了越来越多的机会。所以前途还是很光 明的，希望大家要有自信，努力提高自己的自身素质和竞争力。

DCSSA: 如果往工业界发展的情景如何呢？

冯: 工业界也不错。不同的living style,　我也有很多同学在公司里面，他们也做得很好，也很喜欢自己的生活。在我看来,不管做那一行,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只有真正让你感兴趣的事情才会使你有勇气有信心并且去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追求。

DCSSA: 谢谢冯教授和我们分享您的人生感悟。您在工作之余有什么业余爱好么？

冯:　我每周基本是工作六天，从周一到周六，这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星期天就会陪着家人一起，带小孩去公园玩啊之类，这是工作之余最惬意的时候。

DCSSA: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吴巍　采编）

背景资料：冯国平，浙江桐庐人，现任杜克大学神经生物学系助理教授。1982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1986年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取得硕士学位。1989-1995年在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攻读博士学位。1995-2000年 在Washington University师从著名生物学家Josh Sanes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系统揭示了乙酰胆碱能神经突触的发育机理，同时创建了为神经生物学界广泛应用的绿色荧光蛋白转基因小鼠模型(GFP transgenic mice)。2000年受聘于杜克大学。科研论文曾在Cell, Science, Neuron, Nature Neuroscience等顶级生物学杂志上发表。在美期间，十多次获得学术嘉奖，包括　Alfred 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 Broad Scholar Award, Mcknight Neuroscience of Brain Disorders Award等。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实验室主页：http://www.neuro.duke.edu/faculty/feng/

“东方之子”杜克大学华人学者介绍之八：医学院林海帆教授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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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温州人都喜欢做生意。我就没有那个基因。”
“世界上没有比科研更好的职业了。”
——林海帆教授

dcssa: 林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dcssa的采访。先问您一个问题，您是哪里人？

林：我是浙江人。家在温州。不是所有温州人都喜欢做生意。我就没有那个基因。（笑）

dcssa:您当年为什么会选择生物医学这个学科，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吗？

林：和家庭影响不大。我从小比较喜欢动手和想问题。物理和工程是我最喜欢的学科。后来参加高考时填报志愿，听别人说遗传工程是很有前途的学科，而要学好遗传工程，首先就要打好生物化学的底子，我就填了生化系。

dcssa：能不能简要说说您出国之前的经历。

林：我在复旦生化系读的本科。82年毕业。

dcssa: 您是怎样走出国门的？

林：现在很多学生可能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有Cusbea考试（China-US Biology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编者注）。可能不像物理的Cuspea那么有名，当时你首先需要考上国内的研究生，然后参加这个考试。这个考试都是美国人监考， 考卷送到美国去改。来了美国后我才知道，这些题目就是各大学博士资格考试等级的题目。全国选拔50多个人，通过面试再淘汰几个。

dcssa:您当时一定考的不错。

林：是的，那个时候机会不多，来了就要抓住。我很幸运考了前十名。当时前五十名学生可以由美方推荐五所大学，其中还有一些小的波折，最后我去了Cornell，那是84年的事情了。在那里我读了6年，90年博士毕业。

dcssa:这六年有什么感受？

林：我读书还是比较用功的。在实验室工作到后半夜是常有的事。我也读了很多文献。

dcssa:除了读书，还参加一些活动吗？您应该是比较活跃的人。

林：我在Cornell组织了中国学生兴趣小组。因为你做研究，视野就应该开阔些。我的同寝室
室友是学物理的，搞超弦理论。他就给我们讲超弦，我就给他们讲我研究的东西。这样大家都能互相学习。我还在全系的研究生里面组织了定期的论文研讨会，有时候还有教授来参加。

dcssa:可以想象您六年苦读的情景。拿到Ph.D之后呢？

林：我去了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这是一个研究院，是“象牙塔中的象牙塔”。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有段典故。当年钢铁大王Carnegie想出巨资打造全世界最好的 大学，别人劝他已经有哈佛和牛津了。所以他建了这样的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研究模式全世界非常少见，因为通常每个实验室都少于六个人。所以这就要求你非常 有创造性地思考问题。

dcssa:那研究所里面有多少教授呢？

林：我所在的系叫做胚胎系（Department of Embryology）。共有7位教授，其中有5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我的导师Allan Spradling就是科学院院士。在那里，我首先开始尝试用果蝇生殖系干细胞为干细胞机制研究的模式系统。我的博士后工作一直到94年。

dcssa:然后就来了Duke？

林：对。Duke的细胞生物学研究在全美是第一流的。来了做助理教授。我在01年得到了tenure（终身教授）。现在我和我的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一起创立了Duke Stem Cell Research Program。我们的这个项目一共有37位教授。

dcssa: 能不能和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您的研究领域？

林：我们小组的研究主要是以果蝇、小鼠与人类基因为模式，研究生殖系、血液和表皮干细胞…… Nature和Science曾报告过我们组的研究。

dcssa:看了您谈起研究这样神采飞扬的样子，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您对研究特别有热情。

林：对，没错．你说的是最关键的一点。我经常这样和我的研究生们说：“To me, research is a hobby, yet I get paid for doing this hobby full-time.  This hobby allows me to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and to meet many smart people.  There is no better job than this”（对我来说，科研是一种爱好。我全职来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这个爱好可以让我接触到很多聪明人，同时对社会做出贡献，世界上没有比科研更好的职 业了．）

dcssa:说的真好。您一共培养过多少研究生？中国学生有几位？

林：已经毕业了5位博士，培养了9位博士后。现在有六位在读博士生，三位在训博士后。我的第一个学生在2000年拿了美国遗传学会最佳博士论文奖。这五位已经毕业的博士中有两位中国学生，都很出色。我的第三个中国学生也很优秀。

dcssa:问一个很俗的问题，比较一下中美学生。

林：中国学生基本功非常扎实。思维严谨，接受能力强。我们叫做“fast learner”。有人说中国学生缺少创造力。我一点也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中国学生很有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和美国人的创造力不一样，中国学生更注重严 谨的逻辑推理之上的创造。而美国学生的创意常裨益于他们的想象力。但是现在少数中国学生缺少毅力。

dcssa:能评价一下现在的中国学生和您那一代的留学生的异同吗？

林：现在的留学生都很聪明，这是肯定的。如果你一定让我说说差异的话，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学生使命感更强一些。那时候个个都想着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我希望现在的留学生能多一点雄心壮志，目光要更加远大一些。很多时候你能做的多成功，走的多远，取决于你的目标有多高。

dcssa:现在的这一代留学生是在商业化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浮躁在所难免。

林：是的。在美国，学术、当官、赚钱是三条不同的路。做学问就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要“乐在其中”。如果要想当官和赚钱，你完全可以找到更快的捷径。

dcssa:您是怎样“乐在其中”的？

林：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现在已经拿到终身教职了，但我经常晚上还要来实验室。为什么呢？因为我几天不来，心里就痒痒的。就好像有的人喜欢打牌，几天不摸牌，手就痒痒的。一个道理。

dcssa:您这些年经常回国吗？

林：对，我现在是清华大学讲席教授，中国国家自然基金会海外评委。我们把海外的一系列同行评议（Peer Review）的程序介绍到国内，基本要素可以概括为：隐名、避嫌和同行评议。这样可以使得评选更加公正。

dcssa:除了研究，您平时有什么爱好？

林：我喜欢打壁球，以前还练过空手道。我太太特别喜欢博物馆，我们外出，每到一个地方，必定要去参观当地的博物馆。

dcssa: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宗兴 采编）

背景资料：林海帆，浙江温州洞头人氏，现任杜克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副教授，并任杜克大学Stem Cell Research Program的主任(Co-Director)。美国国家卫生总署(NIH)基金评审常务委员。AviGenics与BioCI两公司科学顾问以及惠普 公司咨询顾问。

1978-1982年就读于复旦大学生化系，为首届复旦奖学金得主。84-90年在Cornell攻读博士。期间开辟了一个与导师研究方向截然不同的课题，由此发现第一个启动胚胎细胞分裂的基因。这些研究成果被广泛报道。

94年获9所大学聘请任教，受聘于杜克大学。应邀为《nature》《遗传学年鉴》等顶尖学术刊物撰写过论文。应邀主持过8个国际性学术会议专题，在61 个美国全国性和国际性学术会议作过报告。多次回国学术交流，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访问讲学。

在美期间，13次获得高层次学术嘉奖，包括Packard科学与工程奖，美国癌症研究会青年教授研究奖和Basil O’Connor青年学者奖。曾受朱镕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接见。

“东方之子”杜克大学华人学者介绍之七：心理系冯刚教授

Add comment December 24th, 2007 Admin 华人学者 | Chinese Faculty

编者按：从照片上看，心理系的冯刚（Gary Feng）教授无疑是个帅哥，且与著名演员陈道明有几分神似。9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他，来到UIUC留学。旋即执教于杜克，科研硕果累累。今天我们特约他的学生，心理系一年级的郭佳同学写了这篇人物素描，以飨读者。

“Smart, Hardworking, Nice” 用这三个词来概括Gary是再恰如其分不过了。在我们实验室师姐妹眼中，Gary更兼有三重身份:导师，大哥哥和朋友。他不仅智商，情商”双高”，还能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帮助学生更好地发展。

Gary2001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UIUC的统计学硕士和心理学博士。凭着扎实的基础知识以及在儿童认知发展和阅读的眼动研究方面的出色研究成 果，Gary毕业后顺利地拿到Duke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并且在心理系开创了阅读实验室。现在，他还同时担任着UNC心理系助理研究教授，UNC发展科 学中心Faculty和Duke亚太研究中心核心Faculty多项职务。从2001年至今，Gary获得了Harvard大学Scholar of Young Faculty Leaders Forum荣誉称号，并多次应邀为Harvard，UNC, NCState等著名学府以及国际顶尖的心理学学术会议作学术报告。他的研究论文主要发表在Psychometrika, Brain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等学术期刊上。

作为导师，Gary非常注重跟学生的交流和沟通，除了每周lab meeting上的集体讨论以外，他还会跟每个学生进行每周一次的单独meeting。他会时常问起我们的课业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且举出自己当年学习的 例子，告诉学生一些实用的方法和经验。最值得一提的是，Gary考虑问题时通常会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尊重学生的想法和意见，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帮助我们进行 职业生涯规划，然后进一步细化到每个时间段我们需要完成的具体目标。这样，我们学生的思路也会比较清晰，可以结合长期和短期目标，并随时灵活地调整计划和 进度，从而一步一步地实现心中美好的理想。

Gary在科研学术上十分出色，同时他也是一个热心助人，热爱生活，充满生活情趣的人。考虑到我是今年来的新生，Gary很早就主动提出要来机场接我，帮 我搬家和shopping,令我非常感动。Gary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工作之余，他经常陪着美丽的夫人和一对可爱的儿女嬉戏玩耍，是个尽职尽责的好丈 夫，好爸爸。他还喜欢摄影，打羽毛球，做weblog,  他的blog很精彩哦，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去如下网址一睹为 快：www.blog.garyfeng.com.

“东方之子”杜克大学华人学者介绍之六：经济系洪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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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看花开花落，漫随云卷云舒。与洪瀚接触，发现他竟有得道高僧般的禅性，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与他聊天，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洪瀚教授是地地道道的广东人。出生于广东潮汕，于89年至93年就读于中山大学经济系。92年12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 斯蒂格利茨造访中山大学，并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演讲之后洪瀚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劲头问了斯蒂格利茨一个有关文化和经济关系的问题，引起了斯蒂格利茨 的极大兴趣，加之出色的学业成绩，本科毕业之后洪瀚顺利来到斯坦福大学，开始他的研究生生活。

斯坦福的五年埋头苦读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毕业后，洪瀚顺利地得到普林斯顿大学的助理教授的职位。又是五年后，2003年洪瀚来到杜克执教，今年被破格提拔为正教授(full professor)。

回想这些年来的历程，洪老师颇有一番感想。现在的中国学生比起十几年前时，受到的technical training要好得多。就是说基础的训练要好很多，但是也有很多不足。洪老师说，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不够aggressive。于细微处见执著，他举了 三个小例子：他在斯坦福读书时，上课一定坐在第一排，追着老师问问题；晚上做作业经常是几个同学一起挑灯夜战到3、4点；如果收到导师发来的电子邮件，一 般情况下一个小时之内一定回复，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对于选择今后发展方向的问题，洪教授的分析很有见地。他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能够从事学术研究，哪怕刚开始执教的学校不够好，可以慢慢来。洪老师 说，比起其他一些同领域的中国教授，自己的优势在于善于交流(communication)。他能够很主动地和同事们交流。对于如何选择研究领域，洪老师 说，不要跟潮流。很多美国同行选择了更加传统的领域，虽然狭窄，但是容易纵深突破，比较能够做出成绩。

35岁成为正教授，对于在美国打拼的华人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快的速度。洪老师看得很清楚：成为了正教授，就意味着别人对你的期望值更高，自己的压力更大，要做的更好。“一为显学，便为俗学”。宁静致远的洪瀚教授显然是牢牢的把钱钟书先生的这句话记在了脑中。

洪瀚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计量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发表文章的杂志包括”Journal of Econometrics”,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Econometric Theory”等经济学顶尖刊物。(宗兴 采写)

“东方之子”杜克大学中国学者介绍之五：政治系史天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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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后进入大学念书的人一样，史天健教授在1978年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之前也曾跟作为上山下乡的青年人在农村劳动 过很长时间。从1969年下乡到1975年回到北京，他在农村做过饲养员、当过专业卡车司机、甚至作为赤脚医生上过手术台给老百姓治病。在北京大学结束了 本科学习之后，史天健教授考取了出国留学的奖学金，获得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攻读博士的资格；他于1982年赴美留学，并在1991年获了政治学博士 学位，不久后获得了在杜克大学政治学系执教的机会，并一直在杜克大学服务到现在。

史天健教授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政治参与，以及政治文化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影响。除了从理论上反思西方现有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理论对非民主或者半民主国家 的适用程度外，史天健教授还利用大规模抽样调查获得的资料来考察政治文化、政治制度、个人资源等因素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影响，包括人们对政治参与渠道的选 择、对传统和非传统参与方式的选择、以及人们对政府、政治制度的信任等。除了深入细致地研究中国社会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变迁之外，他还跟香港、台湾、韩国、 日本等亚洲国家，以及欧洲、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学者合作，通过跨区域的问卷调查比较研究来考察政治文化以及政治制度对人们政治行为和态度的影响。在从哥伦比 亚大学毕业后的十几年间，史天健教授在美国政治学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十几篇论文，通过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北京的政治参与》一书，现有另一本专著的书 稿在审阅过程中，同时正在撰写第三本以政治文化为主题的专著。

除了在学术上关心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之外，史天健教授还积极参与到推动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在杜克大学创建了中国选举研究项目，与中国民 政部、美国卡特中心等单位合作，组织外国学者专家到中国观察乡村和城市社区选举，为中国政府修订选举组织法、制定选举程序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完善 中国选举领域的制度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史天健教授现在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同时讲授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包括中国政治、政治参与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国政府和社会等。（感谢政治系吕杰同学供稿）

“东方之子”杜克大学华人学者介绍之四：电子工程系柳清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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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天我们要介绍Pratt School电子工程系的柳清伙教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EE柴玫同学供稿，希望其它院系的同学也能提供中国教授的“素描”。

周五去打羽毛球的同学，对他一定不陌生。柳教授酷爱羽毛球，身手不凡，与年轻人较量一点也不逊色。

柳清伙教授于8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物理系，来到美国留学。三年以后获得伊利诺依大学香槟分校(UIUC)电子工程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生物医 疗成像,计算电磁场，计算声学，地下传感，逆问题，信号处理及应用数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先后在主要杂志及学术会议发表了300多篇学术文章。柳教授 1999年加入杜克大学，现任杜克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正教授。

作为一名年轻的学者，柳教授在1996年同时获得白宫自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室(NSTC)  颁发的总统青年科学家奖(Presidential Early Career Award for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及美国环境保护署颁发的Early Career Research Award 两项大奖，并于1997 获得自然科学基金颁发的Career Award. 柳教授同时是Phi Kappa Phi, Tau Beta Pi和 U. S. National Committee of URSI Commissions B and F的成员,  并担任研究领域的两种主要杂志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Radio Science 的副主编。

柳教授为本研究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了表彰他对计算电磁学及声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今年学术界一致推选他为Fellow of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Fellow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的双料FELLOW作为对他所做贡献的荣誉。（编者注：这样的双fellow情况在工程领域很少见）

下面是他的个人网站：www.ee.duke.edu/~qhliu

“一个学校的强大，依靠的是竞争不是垄断”—专访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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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校的强大，依靠的是竞争，不是垄断。

人才是否流失，不在于学生是否出国，而在于学生有没有把根扎在中国。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

2007年5月8日，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访问了杜克大学，并和杜克大学校长签署了两校合作备忘录。会后，顾校长接受了DCSSA简短的采访。

人物简介：顾秉林（1945—），吉林德惠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和材料科学家。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1970年大学毕业并留校 工作。1979年赴丹麦Aarhus大学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顾秉林院士长期致力于物理学和材料科学的研究和高层次人才 培养，在凝聚态物理方向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已发表学术论文220余篇，其中SCI论文200余篇。2000年3月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2001年3 月任清华大学副校长，2003年4月任清华大学校长。

DCSSA：首先，欢迎顾校长到北卡，到杜克大学来访问。也非常感谢您在忙碌的行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对RTP，对杜克大学的印象怎么样？

顾：我是第一次到北卡，平常就听说这边有几个好的学校，像杜克，UNC。我觉得杜克大学非常美，古老的建筑风格很有神韵。当然听说这些“古老建筑”也有一 些是新建的（笑）。杜克大学的整个环境很有学术殿堂的感觉，所有这个地方很适合做学术，做研究工作。有这么多的清华学生，中国学生到这里来读书，是很幸运 的事情。希望大家在这里利用这个很好的环境，好好学习。

DCSSA: 您这次来美国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顾：我实际上是来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来参加一个校长论坛，主要是关于环境的，也是来宣传一下清华大学在（环境）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注：顾也是中华环保联 合会副主席）。会议之后，顺访几个学校，都是以前没有来过的，包括杜克，像UNC，来看看。一是看望老朋友，二来也是希望能在交换学生方面和这些学校达成 一些共识，促进学校间本科生，研究生，学者之间的交流。

DCSSA：接下来谈到一些关于留学生的话题。比如说，现在杜克有20～30个大陆高中毕业后来的本科生。越来越多的国内优秀高中毕业生选择了出国读本 科，最近包括香港大学在内的一些学校也开始“抢夺”清华等国内一流高校的生源。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清华大学有什么举措来吸引这些人才呢？

顾：这个问题实际上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应该说，优秀的青年学生有更多的选择是个很好的事情。不要把这个事情当作不好的事情。我作为清华校长，我觉得这个事 情对年轻人未来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其他学校的介入），并不影响清华招收最好的学生。而且我们一直也在招最好的学生，去年，75％左右（高分）考生报考 的是清华大学，是太好了（笑），并不是越多越好。应该说一个年龄段的前5%都是非常优秀的。有些学者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恐怖，其实没必要，我们很欢迎香港， 包括美国的这些学校到中国去招生，让青年人有更多的选择。清华一直都有一些天生的优势，我们有足够信心留住最好的学生。一个学校的强大，靠的是竞争，不是 垄断。

DCSSA：除了本科生，谈谈研究生。有一个老争论了，说清华北大顶尖毕业生很多都出国了，我们一直在为美国免费培养人才。您怎么看这个论断？

顾：第一：这个观点完全错误。不能认为出国是人才流失，不出国就不是人才流失。不能因为学生出国了，就认为我们为外国人培养人才。历史上清华有很多留学 生，后来对中国各个领域，都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我认为一个年轻的学生，应该有丰富的经历，这对他的成长是必要的。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早期在丹麦 拿到博士学位，后来在美国工作2年，在日本工作2年，这些经历对我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人才是否流失，不在于学生是否出国，而在于学生有没有把根扎在中国。 事实上，清华北大出国的人并没有媒体宣传的这么多。我担心的其实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出国的人越来越少。不是担心太多，而是怕太少！ （笑）因此，清华一直在推进学生出国计划，鼓励帮助更多的学生到国外来学习。

DCSSA：国内顶尖大学的毕业生，有时候选择到国外2流乃至3流大学继续读书，有时候是因为他们能提供奖学金，生活保障比较好。据我所知，国内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补贴是比较低的，清华大学这方面有没有考虑过在国家标准以外，增加投入，提高研究生的生活补贴呢？

顾：清华也在进行研究生体制的改革，其实清华在研究生的投入上是非常大的。每年，大约有五千多万是单单用来支持研究生的生活补贴，其他的无形支持，包括导 师课题，学习环境，研究条件等也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实我觉得学生的选择是多方位的。如果他要选择一个经济资助比较好的方向来做研究，也是很好的。我们 的价值取向不要太单一，只要能学好知识，本领，这是最重要的。在学校的改革中，更重要的，是保证所有的本科生，研究生都不要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学校有义 务为他们提供更大的帮助。

刚才的几个问题，我觉得都是大家受到了一些媒体的误导。比如香港大学到内地招了一两个好的学生，媒体就说，“哎呀，香港成了一流大学了，中国的清华北大成 二流了。”完全可笑的一些论断。学生有更多的选择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清华北大呢？学生选择来出国学习，也是很好的事情。为此我最近专门在一个会议上 强调，应该鼓励学生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

DCSSA：国内大学是入学定专业，而杜克大学这边是到了2年级才确定专业。高中毕业生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兴趣的把握不一定准确，而且受到家长，老师的影响，专业选择很多时候不准确。看起来国外这套系统更合理一些，这方面清华大学有考虑过学习国外的这种专业选择机制吗？

顾：我觉得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来做这个事情。现在清华的本科生有4次机会可以转专业。在清华，刚进学校可以转，1年级以后可以转，2年级以后可以转，选择研 究生的时候还可以转。应该是很充分的。你想如果大学有4次机会给你转专业的话，其实和国外这种2年级分专业，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随着你 年龄的增加，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进行学习。

DCSSA：但我听说转专业受到成绩限制，必须在以前专业成绩很好才能转？

顾：没有，只要对方专业要你就可以。因为你喜欢学这个才能学好，不能强求一个学生在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学习很好。并不能说他不聪明。我们规定每年有15％的 学生可以转专业，那么4次就是60％，也就说每一届有60％的学生可以换专业，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比例了。为什么不能完全学习国外的这套机制呢？确实有很大 的区别。国外的学校对学生的生活，思想几乎不管，而国内的大学还要管理学生的生活，管他们方方面面的事情，这就让国内大学必须有“班级”的概念，必须有人 管这个集体，这就有了班级，有了系。国外也有一些古老的学校有“学院”，他们也是做一样的事情。所以选择什么样的形式，还是要考虑国情。本质上呢，就是要 让年轻人选择自己愿意学习的事情。

DCSSA：有人说，中国本科教育失败，表现在学生没有清楚的职业规划，大家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包括出国选择，所谓的盲目出国，跟风出国。那么清华大学，比如就业中心，有没有想过给学生就职业选择，比较等方面多做一些指导?

顾：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方面的讲座，我们有一个就业指导中心，专门有这样的课程，每年也都邀请各种各样的人，通过他们的经历，来给大家做指导。这是学校做的 事情，而你提的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学校，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中国的小孩，家庭管得太多，学校管得太多，他们独立思考的时间太少，这是造成这个问题的 根本原因。而美国的小孩不一样，他们很小就开始独立的思维，不依靠父母，不依靠学校。那么他们对自己的发展想得多一些，至于是不是正确，这是另外一个事 情。我们中国的小孩不喜欢去想，等长大了想去自己思考的时候，已经毕业了。

DCSSA：最后，您作为老一届留学生，作为前辈，对我们DCSSA的中国留学生们有什么话说？

顾：学习专业只是一个案例教学，主要还是要培养一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学什么，大家只要作为案例来提高自己的能力就可以了。因为世 界发展很快，科学技术发展也很快，具体的知识也许很快就陈旧了，而只有那种不断寻求新的知识，不断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永恒的。

DCSSA：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DCSSA 李治中 采编）

杜克大学医疗系统主席曹文凯教授专访（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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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杜克医学院来说，另外一个独特的优势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医学中心就坐落于校园的中心，所有我就有很多机会与不同学院的人进行接触。”

“我们同实验室的同学全部都出去聊天社交了。但是我就一个人呆在实验里面，等待他们来叫我……当时那种离群的感觉非常糟糕。”

“看待亚裔在美国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把你的背景、你的能力中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同时你又积极主动地融入新的文化，那样你就会成功。”

——曹文凯(Victor Dzau)

DCSSA：你来到杜克已经1年多了。你如何看待从哈佛到杜克的过渡？作为哈佛医学院的系主任和杜克医疗中心的主席角色一定很不一样吧？

Dzau：我想职业道路的规划对于每个人都是难题、机遇和挑战。你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总是要做出选择，我准备做这个，或是做那个。对于我来说，之所以来杜克 的原因是我觉得这里的机会实在太诱人了。大家都知道，杜克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校，它的医学院才刚刚建立75周年，而不是已经两三百年了。我告诉你一个有趣 的事实：我在哈佛的教授职位是哈佛医学院历史最悠久的教授职位（Professorship）。它于1791年创立，我是第十位拿到这个职位的人。所以也 就是说平均每位教授在这个职位上呆了20年！而你再回过头想想：杜克医学院总共才75年！仔细看一看它的潜力，它蕴藏的能量，太让人兴奋了！回想杜克医学 院在过去75年中取得的成就，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如果你简单地来画一道轨迹，你可以看到上升的斜率超过哈佛或是其他地方。我坚信我们有光明的未来。

对于杜克医学院来说，另外一个独特的优势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医学中心就坐落于校园的中心，所有我就有很多机会与不同学院的人进行接触。在哈佛，医学院在波 士顿附近，而主校园在剑桥一侧，相隔很远。所以这就是杜克拥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你如果看一看《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排名，杜克排在综合类第五名。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我接受这个挑战，我也许能够帮助杜克走得更远。另一个作为医疗保健系统主席的独特之处在于：医学院、护理学院和保健系统，还有研究 全部由一个人最终拍板。而在哈佛，并没有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对我这样一个研究者，同时也对临床非常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个位置非常特别。

再回过头来说一说我对研究的热情。虽然我现在担任了行政工作，但是我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我目前做的研究课题数目大致与我在波士顿时候做的差不多。现在每 周三、周五，周六，我都会花上半天在实验室里面，与博士后们交谈，和研究生们开会，所以这就是一种热情。我其实已经没有必要作研究了，因为我已经很成功 了。我最近在Nature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所以我现在的生活就好像这样：我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医疗中心，让杜克变得更好，而对于我自己的兴趣来说，我会 继续作研究，就好像一个音乐爱好者继续弹钢琴一样。

DCSSA：杜克的医疗保健系统创建只有短短的75年时间，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促使它前进如此之快？

Dzau：我认为古老的学院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有的时候我们称为传统。所以你会发现不同的想法通常很难实现。如果你想去改变一些东西，遇到的阻碍会非常 大。我们就拿新兴的一些公司来说，Google! 在那里，新的点子层出不穷。所以我要说创新非常重要。我觉得对于美国这个国家，创新就是推动力。人们喜欢说：你有新的点子吗？让我们试试吧！而对于古老的 学院来说，你有了新的点子吗？但是，我们不太想改变……杜克在创新这一点，让我想起了斯坦福，虽然斯坦福比杜克还要古老一些。

DCSSA：那么你能不能具体比较一下哈佛、斯坦福和杜克这三所学校各自的特点。

Dzau：我想我不仅可以比较医疗研究方面，还可以说一说整个学校的情况。哈佛历史悠久，个个学院都是世界一流的。哈佛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非常庞大，相比较 斯坦福就要小很多，但是聪明人云集。对于哈佛来说，问题也很明显：每一个学院都非常独立，学院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但不管怎么样，哈佛都是最顶尖的。

斯坦福是一个充满了创业者气质的地方，高质量加上高密度的人才，始终愿意去探索新的点子。他们坐落于硅谷中，是一个前进有动力的学校。

杜克有自己的特点。它在南方，南方在目前是一个独特的地区。如果你想一想，下面美国哪一个地方会有爆发式的增长？答案是南方。如果你看新英格兰地带，他们 的人口是在不断流失的。现在很多人移居到北卡州，所以这就给杜克带来了很好的机遇。杜克非常年轻，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校园非常集中所以合作非常容易。我非 常看好杜克的前途。杜克在美国的名声非常响亮，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它比起哈佛和耶鲁还有差距。所以Brodhead校长和我正在大力提倡国际化。

DCSSA：自从当上医疗保健系统的主席之后，你积极地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减少医疗保健的不平等项目，而同时你不断声称运作医疗保健系统也是一个商业运作，那么我想问一问如何平衡利益与帮助穷人之间的关系。

Dzau：很棒的问题。我经常说：做得好和做得出色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如果你在收入方面非常成功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些盈余来做善事。问题在于，如果你 不小心运作医疗保健系统的话，你可能连最基本的投入到研究中的经费都没有了，更不用说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想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医疗保健中 心承担着社会责任，对此我们有很强的commitment. 我们希望能够不断地改进我们的设备，不断地加大对科研的投入，不断地增加对年轻人培训教育的经费投入。如果你有很强的道德责任感，很强的正义感，不断确保 整个机构运作良好，那么你就有足够的盈余去为人们作好事。

DCSSA：最后一个问题。在美国的华人常常说有“玻璃天花板”。就是高级的管理层职务很少由华人来担当。那么作为一位非常成功的华裔领袖，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Dzau：我经常和亚裔的学生以及老师们交流，他们也常常会提及这个问题。我觉得在美国的亚裔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像我这样的第一代移民，对我来说，就是一 个融入美国文化的过程。第二种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往往他们的父母会告诫他们：你还是要遵守中国传统美德，你应该找一个中国人做男朋友 /女朋友。我觉得对于所有的亚裔来说，挑战都不小。

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在实验室工作，那是一个暑假。中间有休息时间，系里面提供咖啡。我们同实验室的同学全部都出去聊天社交了。但是我就一个人呆在实验里 面，等待他们来叫我。当然你知道，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你应该主动地加入他们的行列，而不是等他们来叫你。但我不清楚，所以我就一直在实验室等着，等啊 等，一直到他们回来。当时那种离群的感觉非常糟糕。但是你换个角度，想想我的那些美国同学会怎么想我？他们会说：这个人太害羞了，或者不喜欢社交。所以这 件事情给我的触动很大，我明白了，如果你要想在美国成功，你必须要懂得这个国家的风俗。你必须要让别人认同你的能力、你的价值和你的贡献。所以我一直和学 生们说的是：看待亚裔在美国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把你的背景、你的能力中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同时你又积极主动地融入新的文化，那样你就会成功。

人们如果讨论“玻璃天花板”的时候，我想这种天花板有两种可能，一种当然是歧视；另一种可能性是这样的：如果杜克要选择一位医疗系统的主席，那么这个决定 就等同于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候选人真的能领导我们吗？他真的明白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吗？他能够和我们进行交流吗？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必须要 表现出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让别人认同你作为一个领导，认同你是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合适人选。所以我要说的是：所谓的玻璃天花板其实不存在，就算存 在一捅就破。

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美国人想到中国去发展，他们也必须融入中国文化才能取得成功。总之，把你的优秀的背景和对新文化的理解融合起来，你才能成功。这就是我要说的。

DCSSA：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宗兴采访，根据录音整理并翻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DukeChina.Org)

杜克大学医疗系统主席曹文凯教授专访（上篇）

1 comment December 24th, 2007 Admin 高端访谈 | Top Interview

编者按：走近学校管理层，倾听他们的声音；换一种视角，重新审视多姿多彩的人生奋斗历程。我们的网站从今天开始起推出新栏目——“高端访谈”。在这个栏目 中，我们将连线学校各个部门的主管领导，来听听他们的人生故事，看看他们眼中的杜克大学。第一位接受我们采访的是杜克大学医疗保健系统主席曹文凯 （Victor Dzau）。他现在担任 Chancellor for Health Affairs at Duke University and President and CEO of the Duke University Health System。采访全文由英文翻译整理而成，由于全文较长，分为两次刊出。欢迎其他网站转载，但请注明出处DukeChina.Org。

人物素描：

曹文凯：1946年生于中国上海。3岁时随父母移居到香港。在香港接受了早期教育。高中时全家移居加拿大。1968年在加拿大McGill大学获学士学位。1972年在McGill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MD)。

73年至79年在美国Peter Bent Brigham医院任住院医师，同时在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任心脏科研究员。78年开始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担任内科讲师，80年至84年任哈佛医学院助理教授，84-90年任哈佛医学院副教授。90 年至96年任斯坦福大学内科讲座教授，心脏血管科主任。96年回到哈佛，任哈佛医学院内科Hersey讲座教授，Brigham &Women Hospital 内科主任。2004年受聘于杜克大学，担任杜克大学医疗保健系统主席。是整个杜克大学医疗系统的最高领导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曹文凯博士与美国劳工部部长赵小兰等五位杰出华人于2005年一同获美国艾丽思岛移民成就勋章(Ellis Island Medal of Honor)。艾丽思岛移民成就勋章于1986年开始颁发，以表彰对美国社会作出杰出贡献的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历年的获奖者包括拳王阿里(Ali),美国 前国务卿鲍威尔等。颁奖地点选在纽约艾丽思岛，具有特殊的意义。艾丽思岛曾是上个世纪初期，大批移民乘船进入纽约港的必经之地，因此又被称为“移民岛”。 艾丽思岛和自由女神像所在的自由岛相毗邻。当年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移民在海上颠簸多日，历经艰辛，抵达纽约港，一看到高耸的自由女神像，就情不自禁地朝 她挥手，这样的情景已经深深印入人们的脑海中。

第一部分：

“……我的祖父死于肺结核。所以这些疾病给一个幼小的孩子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撼”

“许多人之所以作研究是因为他们由此可以得到升迁，或者说这么做是可以出名——这些，我认为，都不成为作研究的原因。”

——Victor Dzau

DCSSA：Chancellor Dzau,您好！首先介绍一下我们DCSSA。我们这个组织由所有在杜克大学学习工作的中国学生学者组成。

Dzau:你知道吗？我原来在斯坦福执教的时候，那里的华裔教授组成了一个“斯坦福华人学者联合会”，并推举我为第一任会长。(笑)这是很有趣的经历。请开始采访吧！

DCSSA：谢谢！您早年的经历比较传奇。3岁随父母从大陆来到香港。在那里接受了中学教育，然后又随父母去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这些早年的经历给了你什么样的影响？

Dzau：我那时候很小，目睹了父母有勇气背井离乡，而不是安土重迁。我想这种勇气是对我最大的影响。后来，他们又作了一件勇敢的事情——移民到了加拿 大。他们的勇气，他们敢于迁徙，他们愿意放弃已有的东西，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这些都是这个家庭的财富。我们当时一家五口人住在一起，我那时大概3，4岁，全家人就睡在帆布做成的小床上。我们一家人在一个狭窄的小屋子里面住了1年 多。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往事。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让我在小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什么是贫穷。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在香港，当时到处都是贫穷、社会地位悬殊、疾病等等。我的祖父死于肺结核。 我的祖母也死于肺结核。事实上我应该说的更清楚一点，在我母亲家族这边，我的祖父有三个妻子。我祖父死于中风，他的第二个妻子也死于中风。在我父亲家族这 边，我的祖父死于肺结核。所以这些疾病给一个幼小的孩子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撼。当然在今天，这些疾病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所有的这些经历让我决定要做一个医 生。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那些病人和穷人。以上两点应该是早年经历的影响。

DCSSA：所以在大学之前，你就已经选择好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Dzau：没错。高中时候已经非常明确了。

DCSSA：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心脏血管的研究作为你的专业领域？

Dzau：首先，当我在哈佛接受专业训练的时候，我的旁边就有一批杰出的心脏病专家，他们是我的人生楷模。近朱者赤，我从他们身上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加之 现在心血管疾病是西方世界的头号杀手。现在这个领域在生理学的机制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先进了。我对于把科学研究和临床医疗相结合越来越感兴趣，所以我就毫 不犹豫的选择了这个领域。

当我进入心脏学之后，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心脏科的主任告诉我：“我收你的一个条件是你必须要做科学研究，因为科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训练。”于是我事实上就在 哈佛医学院作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从此，我就对把做研究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能够从临床中发现问题，然后在科研中去把它解决。这是一个相辅 相成的过程。

DCSSA：你觉得一个好的研究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Dzau：我觉得对于做研究来讲，最重要的一点是有创造力。你必须要能够找出问题，然后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第二点是一个良好的判断力。判断机会在哪 里，哪些是我们没有达到的目标，哪些是你必须优先考虑的。第三，是你必须对做研究要有激情，要投入。你必须一想到实验室，人就变得很兴奋。做研究的目的不 是说能够让你达到什么位置。许多人之所以作研究是因为他们由此可以得到升迁，或者说这么做是可以出名——这些，我认为，都不成为作研究的原因。你必须要有 极强的欲望去明白研究的个中原理，去真的解决这些问题，而这种欲望，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有组织一个团队的能力。当前的科学问题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与别人合作的能力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同时，你还要懂得如何训练年轻人，因为你的实验室中一定有非常聪明的年轻人。(未完待续)

杜克大学医学院副院长，2003年化学诺贝尔奖得主彼得.阿格雷专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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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学校退学之后，你走出了象牙塔，那么是什么促使你又回到了学校？

彼得.阿格雷：我对很多东西感兴趣。我喜欢俄罗斯革命，国际政治、古巴关系，很多课本里面没有的东西。我喜欢阅读一些经典著作，比如《战争与和平》。我有点不负责任，但同时对很多东西特别好奇。并不是学校给我的挑战不够，而是我不够成熟。

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是把别人逗乐。即使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会尝试着把全班逗乐。直到今天，我还在做这件事，我无法抵御那种诱惑。今天早晨我在一个 科学家会议的开幕式上致词。我让每个人都开心的笑了。好，我们回到你的问题。我为什么又回到学校？事实上，我知道自己肯定要上大学，当时的情况是：你或者 在明尼苏达呆着，要不然你就去越南服兵役。所以那是一个非常苦涩的年代，我只能选择留在家里上大学。

记者：你认为在大学里面自己学习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觉得在哪里地方你会做的不一样？

彼得.阿格雷：在上大学之前，我会警告年轻人，如果吊儿郎当的话，后果多么严重。对于我来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认为我会成为一位科学家。我喜欢与人打交 道，我选择作临床医学，就因为如此。有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学习非常认真，我还作了兼职的工作，我做了送花的小男孩。所以我不仅仅只是在图 书馆里面。我还是足球队的两位队长之一，然后我得到了不少医学院的录取通知。我想，很多时候你自己的失败给你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去学习一些东西从而来提 高自己。

但是我想有些东西我可能永远也改不掉。其中之一就是我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和我必须要做的事情的爱憎。比如说，我必须要参加这个会议，我必须要教这门 课。我认为成功的人一定是在做他们自己认为有趣的事情。很多时候，成功和失败的区别在于，你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是做了别人让你一定要做的事。

如果你看一看汤姆斯杰弗逊，也许是最聪明的美国总统之一，他从来不认为作为美国总统是最重要的。他创建了弗吉尼亚大学，同时作为一位农业科学家是他真正的爱好。

我想没有很多杰出的科学家愿意花一些时间来鼓励年轻人。但是我认为这很重要。不要去做这些只是因为你父母亲让你去做，做这些工作因为你热爱它。也不要 因为过程会很难就想到放弃。我现在在努力的提高科学被关注的程度。美国目前有一种很不好的思潮，就是对于科学和智力的一种反感。你能想象在美国——这个世 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里面，一半的国民去年一整年都没有读过一本书吗？20%的美国人现在还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

我想这很严重。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困难。我们需要把科学变得更加有趣。我觉得交流是自己的强项。另外我也比较开朗。在中国就很不一样了，中国还是一个科 技主导的社会，而在美国，很多人对于科学家有偏见。你们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回到未来”吗？那就是很多人对于科学家的印象。

记者：能不能简单谈谈你的诺奖工作。

彼得.阿格雷：我们非常幸运，我们得到了许多来自于同行的好的建议。很多人说阿格雷是个天才，我想说阿格雷只是非常幸运罢了。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运 气。很多人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我想稍微改动一下，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同时圆睁你的双眼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眼睛没有睁开，那么有 再多的机会，你也不能抓住。当我是个不好的学生时，注意力不够集中。

记者是很有意思的。他们总是试图神话我，阿格雷博士，诺贝尔奖得主，就像爱因斯坦一样。我总是说“不，不，不！”我对于哈克贝利?费恩更有认同感（马克吐温的小说，描述一个孩子的历险）。我的确是比较有冒险精神。

记者：你对哈克的认同感超过对爱因斯坦的认同感。看起来你的确是很有冒险精神。那么对这句话，我有两种猜测：一是冒险之后，你得到充分放松，从而能够更加高效率地进行研究；二是你的这种冒险和好奇的精神对于你做科学也大有裨益，我说得对吗？

彼得.阿格雷：也许吧。我不是特别确定。我热爱户外运动是因为它促进了我的身体健康，让我更加开心。我想精神状态总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在实验室里面做 出了一个发现，还是在大自然中发现了一只野熊，都是一样的。也许有人说，看到了一只熊不算是发现，但对我来说就是个“第一次”。这就好像我有四个孩子，当 他们取得了成绩之后，我觉得特别自豪，我实验室里面的年轻人取得了突破之后，我也一样为他们高兴。

你刚才提到了实验室，我想对于科学家来说，有三个神圣的目标：第一是你作出了独立的原创性的发现，而不是从别人的工作中；第二是你赢得了同行的尊重， 让他们认为你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科学家，而不是自大狂，把所有和你竞争的同行都打下马。第三是，你能够训练年轻人，就是训练科学的孩子们。也许最后一点是最 为重要的。在我人生的今天，我觉得非常舒服。我们取得了让同行尊重的成果，同时也训练了一批年轻人。我还有很多时间。

我一直致力于提高大众对于科学的关注，并不只是在杜克，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在中国，我代表了杜克的形象，我同时还参与了人权。上个星期，我参加了美国中国生物学家大会。

记者：2005诺贝尔奖得主来自法国的化学家伊夫?肖万曾经感慨：我在实验室里面默默无闻的工作了30年，一旦得奖之后，所有的记者都来了，我的生活被改变了。我的问题是：你觉得拿到诺贝尔奖改变了你的生活吗？

彼得.阿格雷：我们家的狗不像以前那么亲近我了（笑）。生活的确发生了变化。我想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对我的期望值一下子被拔得很高，高过我能够 承受的范围。人们认为我及其聪明，认为我能够组织管理好很多事情，而我自己呢，我仍然或多或少地在承受着自己习惯的折磨。

我想期望值的变化让很多事情变得很棘手。我离开霍普金斯大学的原因之一，虽然我仍旧深爱着这所大学，就是因为我需要一些支持和帮助。我需要有人帮助我 安排日程。看看我的日历安排得有多么满吧！有种很简单的做法，那就是以“我太忙了”为借口，来推掉很多活动。但是我觉得与年轻人会面交流是极其重要的事 情，为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可以帮助他们少走弯路。

当我是一个年轻的科研人员的时候，我能够与一些重要的科学人物见面，这对我的成长非常有影响。当我给詹姆士沃顿（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DNA双 螺旋结构的发现者）写信，要求一张有他签名的照片，他立刻就回信了！手写的签名，照片就是他写的教科书封底的那张。但不是每个科学家都会这么做。有的人就 会回到实验室，和其他人说“不要打搅我”！03年和我一起拿诺贝尔奖的Rob，就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家伙。我们两个人当时一起接受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采访。通 常他不接受任何采访，也不喜欢旅行。我很尊重他，但我自己是很活跃的人。

记者：让我们谈谈科学和科学家吧。爱因斯坦的私人信件不久前被公布，从他的信件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他提出相对论之前的那段时间里，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另外一位数学家也在争分夺秒的与他竞争。我想你也有同样的经历。在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你的自传中，我读到：你的小组作出那个重大发现之后，其他几个小组 立刻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相同的实验中来，期望在你之前发表成果。那么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科学竞赛的？

彼得.阿格雷：我总是要力求把结果做到万无一失。在发表方面，我总是慢慢来。我们研究小组的成果都是高质量的，但是我们从来不急躁。我们有的时候有意 识放缓脚步，这样可以确保我们做的东西有更多的控制权。我们同时还非常诚实，有很高的职业操守。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有另外一个研究组，当他们听说我们 的发现之后，立刻把全组的力量投入到相同的实验中来。我对这种行为非常震惊。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进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赢得同行尊重的 原因。

当我们的论文提交之后，杂志社很快就接受并发表了。对于发现权的归属问题一点也没有争论。现在想想有点后怕，因为事情可能是向另一个方向发展的，我敢打赌如果其他小组抢在我们前面发表的话，我会非常沮丧。

对于年轻人来说，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研究很重要是非常必要的，年轻人做出来的成果不能够被随便剥夺，那样的话，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记者：１９８９年诺贝尔奖得主麦克．柏晓普曾经写过一本书，名字叫做“如何赢得诺贝尔奖”。在你的眼中，如何赢得诺贝尔奖？你觉得运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扮演着它的角色？

彼得.阿格雷：我觉得运气占主要成分。（笑）没有什么约定俗成的公式。你要知道他的那本书其实更像一个笑话。那不是一本指导性的书，更像是回顾他的科学生涯。麦克口才很棒，我想那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影响力。

回到你的问题上来，我觉得除了运气之外，好奇心占了主导地位。你要知道，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实验都作一遍。如果你像竞赛一样，把

记者：亚洲国家的科学创新往往不如美国，一种解释是与文化有关。在亚洲，年轻人通常比较崇拜权威。而美国的年轻人不受这些束缚，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彼得.阿格雷：我觉得挑战权威是有益于学术的事情，但是同样我也觉得维持秩序的重要。拿我自己来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走极端。所以这种挑战应该是正 面的，积极的，而不是消极起相反作用的。年轻的科学家挑战权威时，应该基于事实，而不是盲目的自大。你要知道，整个科学界都是基于对事实的观测。很多时 候，你的创造力很难被量化。有的人点子很多，其中一小部分是对的，然后人们就会说他智力超群，事实上那是幸运。

记者：你今年夏天到中国之行是你的第一次吗？

彼得.阿格雷：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第一次到亚洲是1970年。我当时在香港和台湾旅行，大陆还处于封闭状态。我隔海相望，心里想，如果 能去这个古老的国度看看该多好啊！大门打开之后，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邀请。但是在过去的五年之内，我开始陆续收到邀请函，但是时间总是不凑巧。所以这次 去中国，算是了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也是还债吧。（笑）

记者：你觉得目前中国的科学发展怎么样？

彼得.阿格雷：我觉得非常激动人心。中国重视科技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一点。当我发表演讲之后，好多年轻人来和我要签名，争先恐后的和我合影，并感谢我 的演讲。这让我充满成就感。你要知道，一个国家最大的财富就是它的年轻人，我现在担心美国的年轻人对于科学不是那么感兴趣。经济总是基于创新之上的——微 软，半导体，先进的医药——这些都需要人们有理工科背景。所以我认为年轻人对于科学的激情是无价之宝，它必然会提升中国在未来的竞争能力。

记者：那么你能够给中国的年轻人在选择导师方面提一些建议吗？

彼得.阿格雷：我想，职业生涯的前十五年是科学家们经历最旺盛，也最多产的时期。所以一个年轻人不应该找我这样的导师，而应该去更加年轻的教授的实验室。所以这也是日本科研制度的缺陷——只有一个大老板。

当中国的年轻人和我联系的时候，我总是告诉他们，我愿意帮助他们找到更加前沿的实验组，我自己的实验室在十年前非常令人激动，现在我们仍然在做一些重 要工作，但是训练年轻人的话，我们实验室显然已经不是最好的去处了。我想如果把所有的年轻人都放你的名下，这是一种很自私的做法。如果我的实验室有200 人，那么这对杜克大学没有任何好处。

杜克大学医学院副院长，2003年化学诺贝尔奖得主彼得.阿格雷专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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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阿格雷简介：1949年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小城诺斯菲尔德，1974年在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后成为该学院生物化学教授和医学教授。2004年来到杜克大学，担任医学院副院长。

早在100多年前，人们就猜测细胞中存在特殊的输送水分子的通道。但直到1988年，阿格雷才成功分离出了一种膜蛋白质，之后他意识到它就是科学家孜 孜以求的水通道。阿格雷于2003年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说，这是个重大发现，开启了细菌、植物和哺乳动物水通道的生物化学、生理学和 遗传学研究之门。

记者：阿格雷博士你好！我知道你今年暑假访问了中国，感觉怎么样？

阿：感觉棒极了！我访问了三个城市苏州、上海和北京。在上海，我去了第二军医大学和复旦大学授课，在北京我访问了北大，并给年轻人上课。

记者：杜克大学校长在今年暑假也访问了中国，并在清华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学位。

彼得.阿格雷：没错。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一所大学的知名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我想，虽然杜克大学有非常棒的篮球队，但是这不是最吸引中国学生的。我们还是靠杰出的学术获得中国学生的青睐。所以去年杜克涌现了三个罗德奖学金得主是学校的大事。

杜克还有很多尚未发掘的潜力，比起哈佛、斯坦福和加州理工来说。中国学生脑子里有一种定势：杜克在南方。事实上杜克有很多杰出的学者，我今天上午和医 学院曹文凯主席会谈，他是第一位在美国顶尖大学的医学院担任院长的华人。我想这代表了一种未来的趋势。好了，请开始你的提问吧！

记者：谢谢。我们首先来谈谈你的家庭，你出生于一个传统的斯堪纳维亚家庭，现在回过头看一看，你觉得受到家庭的影响有多大？尤其是当你有一个化学教授的父亲？

彼得.阿格雷：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在明尼苏达的家庭非常传统：妈妈不工作，全职在家看孩子。我们家共有六个孩子。我的爸爸是一个大学的教授。整个 家庭非常虔诚，我们定时去教堂。这是一种比较私人化的信教。不像今天很多比较激进的人士――反对堕胎，反对很多事情。我觉得我们家当时那种信教方式很好， 我也希望这种价值观能够一直延续下去。我的妈妈从来没有读过大学。在大萧条的时候，她被迫离家出走，养活自己。

尽管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她一直认识到教育的价值。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她经常给我们读书。每天晚上，她会阅读儿童圣经，也会阅读儿童文学等经典刊 物。当我们去学校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很多东西了。我的爸爸也会教我们一些课程，例如和数字打交道。他同时也意识到拥有世界观的重要性。我想在我差不多五 岁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中国的首都是北京。首先叫做北平，然后变成了北京。这是知识宝库。我们住在明尼苏达的一个小镇上，但是那是一个校园社区，有很多有 趣的人。

我有一个哥哥，患了智力迟钝，我父母为此特别头痛，我的一个妹妹也有精神疾病，所以一家中两个孩子有严重的问题。我们住在一起，我想从那时起，我就对残疾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之心。

记者：好的。每当媒体报道你的故事的时候，有一个话题始终挥之不去，那就是你人生第一门化学课，你的成绩是“D”。我想人们对于诺贝尔奖得主的一种“偏见”是：诺贝尔奖是至高无上的；诺奖得主应该是清一色的全优学生。所以我的问题是：你怎么看待你当年不及格的课程？

彼得.阿格雷：媒体的确很喜欢我当年有门不及格的科目。事实上，那不是特别重要。当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没有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我的兴趣爱好很广泛。我经 常外出旅行。我是学生会的副主席――2000名学生中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在俄罗斯旅行那年我才17岁。那是我第一次到达美国之外的地方。那是差不多 1960年左右，冷战高峰。

那个时候，美国和苏联，美国和中国还是紧闭着大门。中国正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我从国外回来，我就发现明尼苏达不是那么有趣。所以我就有 意识地不认真学习，尤其对于化学――这门我爸爸的专业。有趣的是，以前人们从来没有管我的学习成绩，当我得了诺贝尔奖之后，我仅仅对媒体提到了一次我不及 格的事实，很快，全世界各地都知道了（笑）。人们就追问这样的问题：他难道就不能稍微学得好一些吗？对此，我的答案通常是这样的：我想我如果更加努力的一 点的话，或许我能得个C。（笑）

我觉得当时自己已经懂了不少关于化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但是我就是不太喜欢遵循一定的规则。我想年轻人很多时候，都有一种希望“反叛”的味道。父母亲总是希望孩子能够安安稳稳，而孩子总是不停的制造麻烦。

我去的那所学校不属于竞争特别激烈的，不像杜克大学或是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那里有很多顶尖的学生。所以从这点来说，我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挫 伤。我知道自己有能力但是表现却不佳。但是我觉得这为我敲响了“警钟”。它告诉我――很多时候骄傲自大只能让我裹足不前。如果你想让自己被陷在平庸的境 地，那么就夜郎自大吧。如果想要真地取得一些成绩，勤奋和投入必不可少。中国学生为什么那么认同一些世界名校，因为这些学校既有能力，又有出色的表现。而 有能力没有表现，这就是当年的我。

“学术的交流能够建立起中美两国的相互信任”—杜克大学副教务长莫科斯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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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科斯(Gilbert Merkx)简历】生于委内瑞拉的一个海港马拉开波(Maracaibo)。11岁随父母移民到美国。本科就读于哈佛大学，获人类学学士。研究生就读于耶 鲁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瑞典的Gotebergs大学，新墨西哥大学，担任过《拉美研究》等一流世界学术刊物的编辑。2000年 来到杜克大学，现任社会学系教授，并担任学校分管国际化以及外事方面的副教务长(vice provost)。

【记：DCSSA记者】
【莫：Gilbert Merkx】

【记】：莫科斯教务长，您好！首先我们来谈谈您的祖国——委内瑞拉。我们知道委内瑞拉以三件事情而闻名于世：盛产石油、棒球明星和选美比赛。您能不能谈谈早期在委内瑞拉的经历。

【莫】：很显然，我的童年给我在语言方面的帮助极大。我的母亲是一个美国人，她在马拉开波的一个美国学校教书；我的父亲是荷兰人，为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 工作。我是在一个荷兰的殖民地长大的。在家里，英语和西班牙语是常用语言。我和父母亲说英语，和仆人们说西班牙语。我住的那个社区里的人们通常说荷兰人。 所以我从小就接触到英语、西班牙语和荷兰语的熏陶。所以这是不仅是一个多语种的环境，还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现在 回想起来，这样的一种生长环境不仅给你语言方面的能力，还培养了你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能力。当我11岁的时候，我们全家移民到美国，我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 公立高中上学。加上我早期私立学校的背景，我对公立和私立学校都比较了解。然后我就去了哈佛。

【记】：很多大学里面的年轻人都在为想不明白自己将来应该做什么而发愁，我想问问您当时为什么决定要读一个社会学博士。

【莫】：在读书的时候，我其实也很不清楚自己将来想做什么。在高中，我数学分数很高，科学分数很高，音乐和写作也很棒。我的兴趣及其广泛以至于不明白自己 究竟想做什么。所以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我刚开始的专业是物理，但后来发现自己的数学功底还没有好到那个程度。所以我就转到了社会科学。当我从哈佛毕业的时 候，我的学位主要是人类学。

【记】：人类学具体研究什么呢？

【莫】：我的专业领域主要是社会关系。其中包括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性格心理学。大学毕业后，我仍然不清楚自己将来想做什么，于是我申请了法学院并被录 取；我申请了到国外去服务被录取；我同时还申请了一个Fulbright奖学金去秘鲁，也拿到了。我决定去秘鲁因为它给我的自由度最大。所以我就去了秘 鲁，读了一年人类学方向的研究生。一年之后，我终于明白自己想做什么了。我对于发展和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特别有兴趣。我于是最终决定去读社会学方向的研究 生，之所以放弃人类学是因为那个时候人类学的主要方向在于研究人，而不是国家的发展问题。所以我申请了研究生院，并被耶鲁大学录取。

【记】：你所说的社会发展，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对吗？

【莫】：对，我说的是经济发展，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社会的发展，因为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为什么有的国家发展得 如日中天，而有的国家日渐式微。如何让人类与贫穷作别，能够持续稳定地繁荣和发展。所有的这些问题同时又让我对国际化的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

【记】：您接触过哈佛、耶鲁和杜克等世界名校，能不能谈谈美国名校之间的差别。

【莫】：是的，这三所学校我都有过很深层次的接触。我觉得杜克曾经很像50年代时候的哈佛，但今天杜克与耶鲁更加相似。哈佛现在变得非常庞大，同时越来越 官僚化，各个院系之间越来越分立。尤其是哈佛的职业学院变得非常独立。所以现在的哈佛就像一系列的独立的“智力领土”。 耶鲁比哈佛要小很多，人们相互之间联系很多。在这一点上，杜克与耶鲁很相似。杜克比耶鲁还要小一些，所以是一个更加紧凑的“智力社区”。总的来说，当我五 年前来到杜克时，我立刻想到了耶鲁。

我认为杜克的本科生教育相比于哈佛和耶鲁一点也不逊色。杜克的特点是更加灵活，始终致力于不断改进。哈佛和耶鲁非常优秀且有很长的历史，所以变化很少。在 杜克这样的年轻学校，我们知道自己不如哈佛和耶鲁，也没有他们那么有钱，所以我们很少自满。于是我们不停的扪心自问：我们如何变的更好？不断的改进使得杜 克成为了一个更加让人激动的地方。

【记】：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的研究领域。

【莫】：我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政策制定的社会原因和随之得到的结果上。我对于一个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和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经济政策非常感兴趣。对于拉 美等国的研究让我知道很多时候，一个政策带来的后果是你根本无法预计的。而这些随之而来的后果会改变政治格局，通常情况下损害了这个经济政策原先的目标。 国家有的时候处于稳定阶段，有的时候动荡不安。

当拉美在1970年左右陷入军事独裁后，我就必须转变我的研究方向。因为这时候不再有竞选了。所以要研究制定经济政策的因素就很不确定。我必须集 中注意力于官僚和军事政治而不是选举政治了。到了90年代，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这个游戏的规则又改变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被全球经济一体化而限制。

【记】：您研究过中国经济吗？

【莫】：当然。现在每个人都在关注中国。我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和印度的书籍。现在还有很多人研究日本和新加坡，同样，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也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目光。很多人认为亚洲现在是最令人激动和最有趣的地方，对我来说，这个陈述完全正确。在亚洲，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人瞩目。

【记】：在美国高校，担任教授的角色和行政工作的角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莫】：做教授和担当行政工作差别非常之大。首先他们两者都很有趣，两者都很有回报。作为一位教授，回报是立竿见影的，因为你不停地在想新的研究主意，你 在和学生交流。而作为一名行政人员，意味着你花了很多时间来为学生和教授们创造更好的学习和工作的环境。你在努力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大家能够从中得到乐趣， 工作更加积极有效。所以作为行政人员你也能得到回报因为你知道总得有人去做这些工作，尤其当你做得好的时候，会很有成就感。我很喜欢做行政工作，我同时也 怀念教书的时光，同时兼顾两者非常之难。我知道在教室里面对学生的感觉非常棒，但是我目前分身乏术。

【记】：作为分管学校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的最高领导，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国际化进程对于美国高校的影响。

【莫】：国际化对于杜克来说，不只是一个活动，它是一系列活动的组成。总的目标是在每一个方面，都把杜克建成一所国际化的大学。这就意味着，在师资、学生、课程，研究的方法、与世界上其他大学的合作、全球化进程中不光是我们的学术声望，同时也是校际交流和提高研究水准。

国际化涉及的方方面面远远超过了你的想象。从学生生活到研究，国际化比起20年前更加让人心潮澎湃是因为在今天，每个人都意识到了我们在全世界的舞台上竞 争。这对于数学，对于物理，对于任何自然科学都是一样。很多学术著作不再是美国人的专利。所以尽管美国仍然是全世界科学的领导者，它不再占绝对主导地位。 所以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你必须要拥有全球化的视野。你最重要的合作者或者对手也许来自中国，来自印度或是俄国。对于科学是这样，对于商学院、法律、 医学，舞台都是全球化的。我们的职业学院对于国际化尤其感兴趣。

总而言之，全球化的含义不仅仅局限于把学生送到国外，或是让他们学习外国的语言。它可以为一所大学注入无限的生机。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在杜克学习的学生， 不论他们的学位怎样，都能够成为一个地球的公民，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你是一个地球的公民，那你仍然可以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但是你却能够认同世 界各地的文化，而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

【记】：国际化应该可以分为好几块。比如东亚、南亚、欧洲、非洲、拉美都应该是在杜克全球化的版图之内吧？

【莫】：我们对于国际化的兴趣非常浓厚，但同时我们提供对于世界各个区域的研究。在杜克，我们有许多方向在具体研究世界的各个板块。我们有亚洲-太平洋研 究中心，他们主要研究中国、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我们有俄罗斯研究中心，有欧洲研究中心，非洲和拉美研究中心。我们现在刚刚开始中东研究。所有的这些研究 都包括了民主、性别、流行文化、贸易等等。每个研究中心都有来自学校各个学科的教授：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和文学。你把这些教授聚集在一起 让他们孕育出好的主意。目前杜克共有七所VI级国际研究中心得到联邦资金赞助，而哈佛和耶鲁各自只有四所同等级别的研究中心。

【记】：学校的管理层现在正在摸索“与中国发展合作”的计划，从而稳步发展杜克与中国大学的合作交流，促进杜克在中国的学术声望。您能不能谈谈这方面。

【莫】：杜克大学国际化中与主要国家的合作发展，中国被放在首位，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和学校董事会讨论，正在制定新的计划，并处于积极热烈的讨论之中。 所以我并不只是“形单影只”，整个高级管理层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制定并有效实施这个计划？我们如何能够在经费允许的范围内做的最 好？

这里有很多实际问题。首先是我们学校的很多教授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我们管理层甚至很多都不知晓因为新的事情每天都在不断发生。教授 们访问中国，他们去参观实验室，他们把新的中国学生招收进来……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我们都不清楚，但是他们的确发生了。当然这对于杜克来说，是非常好的事 情。我把它称为“百花齐放”战略。我们有许多花朵在中国绽放，这非常棒。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做的更进一步？我们能不能设计出一个更加完整的战略。第二个 问题是:许多美国大学都正在不断发展和中国的关系。如果你去清华、北大、复旦，你会发现他们已经与很多美国大学有了合作项目。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与众不同 一些？这些都是战略性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希望在中国投资，我们如何能够投资？我们应该在北京设一个代表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杜克设立一个基金？我们现在有很多华 裔毕业生给杜克捐款。但是他们绝大部分来自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所以如果我们的校长去访问亚洲的时候，他更需要去拜访这些来自大陆之外的校友。当然，十年 之内，来自大陆的杜克校友会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大陆的经济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那么将来很多大陆校友会给杜克捐款。所以这里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校 长应该在什么恰当的时间去访问中国？他何时去并应该签订什么协议？哪一个中国大学会对我们感兴趣？如果一个中国大学已经与哈佛、耶鲁或是普林斯顿有了合 作，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和杜克有合作呢？所以我们不仅要探索自己的兴趣，还要积极寻找中国的合作机构如何看待杜克，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我们对于自己的一些兴趣了解得比较清楚。我们希望好的中国学生来杜克读书。我们现在的招生情况不错。杜克现在在中国的“雷达”范围之内，因为每年 申请杜克的中国学生都很多。中国学生对于我们的科学和工程专业来说尤其重要。另一个兴趣是我们希望能够招募到优秀的中国教授。

目前我们和中国大学的合作中，我们主要把目光放在北大和清华这两所高校上。清华很像麻省理工学院，北大更像哈佛，因为它的人文学科很强。我期望在 北京，我们能够持续发展和这两所高校的关系。但是我不知道，如果在一次访问中，我先去了北大，然后又去了清华，会让他们感觉没有受到“单独”的待遇 （笑）。

除了这两所之外，我们会积极地“独辟蹊径”。厦门大学在中国的海滨，他们的环境与海洋院系非常强大，很多方面与杜克的尼古拉斯环境学院并驾齐驱。 所以我们环境学院的院长打算近期内访问厦门。我们会和厦门大学发展这个领域的合作。同样的道理，我们会在其他一些专业领域与中国的一些其他大学和科研机构 展开合作。

另一个杜克校内的挑战就是在校内建立一个有关中国的信息交换所(clearing house)。如果我们的教授决定访问中国，或是中国来的客人访问杜克，我们就会清楚。现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有待改进。比如说，杜克校长去新加坡参加一个 会议，他预计在那里会和一些中国的大学校长们会晤。临行前，他问我要一个最近杜克与中国合作协议的清单。我说我这里没有。然后校长就问我，知不知道北大医 学院的院长上周来访问杜克，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我。所以建立这样一种信息共享的机制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一个信息交换所的功能非常有用。比如物理系举办一个会议，请来了中国的物理学家，或是商学院请来了中国的企业家，我们就会一目了然。我觉得信息交 换所的最佳形式还是利用因特网。这就又遇到一个问题：如何激励一位教授告诉我们他准备邀请中国学者或是打算访问中国。我想一种可能性是要求在填写旅行报销 清单的时候必须同时填写网上的表格。

最后，我想谈谈除了为我们提供优秀的学生和一流的学者之外，为什么中国对于杜克大学来说如此重要？中国现在正在不断加大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中国 的一流高校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学术的交流能够建立起中美两国的相互信任。我们两个国家在某种意义上算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 家。两个国家之间的健康的伙伴关系不仅对于两国，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极其重要。所以从广义上讲，杜克与中国的关系对于杜克十分重要，同时也更是两国友好关 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友好关系始于尼克松总统访华。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两国的友好关系能够不断向前发展。

“保证学术道德的最有力工具就是学术过程的公开和透明”—杜克大学教务长彼得.朗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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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朗简历】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博士毕业。然后执教于哈佛大学政治系，1981年来到杜克大学。82-89年担任政治系副教授，89年成为正教授。 96年至99年担任政治系系主任。99年开始担任杜克大学教务长。教务长(Provost)是美国大学里主管教学、科研的最高行政长官。平时酷爱古典音 乐。

【DCSSA】一般像杜克这样规模的美国大学每年招收多少本科生？人数每年会发生变化吗？

【彼得】今年杜克本科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一共收到19000多份申请，我们录取了3700多人。我们期望最终能够入学的有1600人。我们非常清楚学校的容量，就是每年招收 1600名左右的本科生。我们招生委员会有非常详尽的计算公式，能够估计到最终答应我们录取函的人数与发出录取函的人数的比例。这当中肯定有误差，我们会 调整。我们有等待者的名单(waiting list)，如果最终招收人数不足的话，我们就从等待名单中择优录取。但是如果接受杜克录取函的学生超过了1600人的容量的话，我们就会全部收下。

【DCSSA】有没有可能学生人数大大超过预期，使得学校的教学资源供不应求？

【朗】这是个很中国化的问题（笑）。这种情况一般在杜克不会发生。我们校方会制定下一年经费的预算，这个预算与1600人的规模相吻合。去年招收了 1700多人，但是我们能够容纳。同时你需要知道的是：很多资源是随着学生一起来到学校的。这与下列情况很不一样，政府拨款建所学校，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上 这所学校。那种情况下，很可能学生人数很大大增加。

【DCSSA】那么学生在学校期间，如果违反了学术纪律，学校会怎么处理？

【朗】我并没有直接管理学术道德委员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有一个例行的过程：由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决定。学生所犯的错误会视轻重程度而言，还有其他 可以考虑的因素，比如这个学生是不是初犯，当时周围的环境是不是会影响到他作出犯错误的决定等等。然后惩罚的范围由此作出。

【DCSSA】有些学生会抱怨课程过于陈旧，与现在的社会发展脱节，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朗：我不太明白这里的“脱节”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说课程的设置过于陈旧，我并不赞同。因为本科教育就应该是一个宽基础，淡化专业的教育。比如历史课程、文 学课程这些都是本科教育必不可少的科目。如果你说课程应该如何来教，比如最新的研究前沿的东西没有让学生接触到，那就应该是我们的责任了。事实上，作为一 个研究型的大学，这正是我们的长处所在。因为我们的教授们都处于科研的第一线，他们对于本学科前沿的动态是最了解的。他们应该把这些东西带回课堂。所以那 不是教什么的问题，而是怎么教的问题。

【DCSSA】说得好。那么杜克如何帮助学校找工作呢？

【朗】我就以本科生为例吧。我们这里有一个专门的就业指导中心。就业指导中心不仅给学生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还为学生提供许许多多与未来雇主接触的机 会。在就业中心里面，还有很多的咨询老师对于去医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这样的职业学院的过程非常清楚，可以提供建议。如果想读研究生院，一般各个系里面会 有老师提供建议。

【DCSSA】那么就业指导中心会不会帮助低年级的本科生寻找假期实习的工作？

【朗】那当然。我的儿子就是本科三年级。他刚刚通过就业中心找到了一个银行的实习。你知道，如果他表现不错的话，等他毕业时，这就是一份正式的工作了。

【DCSSA】好的，我们来谈谈教授方面的问题。杜克大学如何招聘和提拔一名教授？会炒教授的鱿鱼吗？

【彼得】（笑）如果一位教授已经有终身教授职位(tenure Professor)，我们不会炒他的鱿鱼。所以我们在给教授终身职位的时候非常小心谨慎。通常这个过程是及其严格的——我们会根据这个教授六至七年的工 作，做出综合评定。一旦作出这个决定后，这个人就可能会在这所大学再工作几十年，所以这个过程就不能不严格。终身教授的制度非常重要，但是在这之前招聘过 程的重要性也不亚于此。因为你不希望一个人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六年之后，对他说：“你还是不够优秀。请走人吧！”或者这个人自己说：“这个地方压力实在太大 了，标准实在太高了，我还是走为上策吧”。

【DCSSA】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拿到终身教授就万事大吉了呢？

【彼得】不。虽然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事实上很少有人会从此而懈怠。因为经过严格的招聘过程和评定终身教授职位的过程之后，我们已经选择了非常有目标，能不 断自我激励的人。如果有教授不像以前那么勤奋多产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一些其他原因，比如生活中的因素等。对于拿到终身教授的人来说，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尝 试，比如担任院系的领导职务，为大家服务；比如多教一些课程，与学生进行交流等等。

【DCSSA】杜克如何激励一位教授能够不断创新？

【彼得】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他们创造一个开放式的，充满机遇的研究环境。我们要努力使他们不断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新点子。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仅和一个 人合作的话，那么你一定不如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得到的灵感多。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努力使研究人员和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创新意识的人在一起工作。第三点是，教 授如何对待自己的研究生。就拿我来说，我总是这样和自己的研究生说：不要重复我所做的工作。你应该想清楚自己应该做但是还没有做的方向。如果你不可避免的 要在我的领域中做研究的话，那么你应该努力超过我，做出我没有的成绩。相反，如果你告诉学生，这件工作我没有时间做，你去把它研究一下，那不能算是真的创 新。所以教授应该努力推动自己的学生达到研究的前沿，你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学生在前进的同时，也在努力推动自己的导师向前进。一些非常聪明的研究生会 说：“老师，我有了一个发现！我打保票你不知道！”事实上我真的不知道。

【DCSSA】所以这就是教学相长。

【彼得】一点没错！教授能够从年轻的研究生身上学到好多东西。作为研究生的一大好处就是你只有一件事情可做——那就是你的研究论文！再看看你的导师要做多 少事情：他要兼顾家庭，他要教课，他要做研究，他要为社区服务做贡献……所以我一直认为研究生院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聪明的年轻人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集 中在自己的研究上，非常有挑战性，非常前沿的研究。

【DCSSA】下面这个问题对于研究型大学至关重要。我想教务长一定知道韩国黄俞锡轰动全球的论文数据造假事件。那么作为主管学校科研的最高领导，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杜克在这方面的机制。

【彼得】能够保证学术道德的最有力的工具就是学术过程的公开和透明。换句话说，就是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你必须要发表你的研究成果，那么其他同行就会仔细 的查看你所作的研究。他们或许会说：我不明白你的数据，我不相信你的结果，这不可能达到。所以在杜克，我们一直致力于学术过程的透明化。虽然我们也不断提 倡学术道德，但最终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你的研究成果要被同行评议。那就是最有力的机制。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可能去每个实验室调查试验数据记录，我也不可能聘人去调查。最终起关键作用的是你的学术声望，你如果造假所承担的风险。这种被发现 的风险就来自于同行评议(Peer Review)和公开的学术环境。所以，公开你的学术成果，得到同行的认同，与别人共享你的数据的可能性，这些都是确保学术道德有力的工具。

【DCSSA】那么如果有研究人员被查出来违反了学术道德，会有怎样的后果？

【彼得】和学生违反学术道德一样，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学术道德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立即展开调查。他们会视情节的轻重，这个教授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违反了纪律，有没有其他原因等综合地在一个框架内作出惩罚决定。

【DCSSA】那么在杜克，有没有对于研究人员发表文章具体数量上的要求？

【彼得】我们并没有一个特别数量上的要求，比如说每年1篇文章。事实上不同领域之间差别很大。比如你可以和一个物理学教授讨论发表文章的数目，但是对于一 个英语教授来说，可能他的领域中出版书籍是更为看重的。总之，没有具体的规定。还是我刚才所说的，在系科中创造出好的学术环境，教授们自然就会很有压力， 不断给自己加压做出成绩。

【DCSSA】好的。下面我再问几个有关学校管理层的问题。杜克如何选择自己的校长？

【彼得】我们的校董会(board of trustee)会组成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在全国范围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我们的新校长。他们会选择中意的候选人，然后和候选人进行接触，向候选人 介绍杜克，并得到他的同意。这个过程通常要长达一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委员会里面还有在校学生。最后委员会把名单提交给校董会，由校董会通过并任命。

【DCSSA】那么校董会又是由谁组成的呢？杜克的校董会有多少人？

【彼得】杜克的校董会一共有36个人。校董会的新成员由校董会内部选举产生。成员们大部分都是杜克的毕业生，也有不是杜克毕业的，但一定要和杜克有很密切的联系。绝大多数校董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们中有学术界的，有职业人士，有成功的商人，也有政治精英。

【DCSSA】那么杜克又是如何确定教务长和各个院的院长的呢？

【彼得】对于教务长的选拔来说，学校会请一些不同院系的教授组成一个搜寻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将一份三个人的名单递交给校长。由校长亲自面试，然后决定最终人选。
而对于各个学院的院长来说，也是一些教授和校友组成搜寻委员会，搜寻委员会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递交一份三个人的名单给校长和教务长。面试之后，决定人选。所有的人选最终都要经过校董会批准。对于不是特别高的职位，校董会基本上都会同意。

【DCSSA】看来校董会的权力是最大的。那么刚才说的招聘教授也要通过校董会同意？

【彼得】没错，最终都要校董会批准。但是系里面推荐上来之后，主要是我（教务长）来决定。

【DCSSA】最后来问一问有关经费方面的问题。杜克如何筹钱呢？

【彼得】我们有许多渠道来筹集经费：学生的学费，联邦政府拨的经费，我们杜克自己有投资公司，还有捐款等。

【DCSSA】那么谁来决定如何分配呢？

【彼得】通常情况下，各个院系的院长，比如法学院、商学院还是文理学院等，会制定好本学院的财政预算。然后向教务长提出申请，由我来作出决定。

【DCSSA】那么校友如果要向杜克捐款，一般渠道是什么？

【彼得】我们有很多捐款战役 (fund raising campaign)。比如说，我们有每年一度的捐款活动(annual fund)。人们通过这个活动可以给学校捐款。杜克上个捐款战役一共筹集了23亿美金。这么多钱可以用来做好多事情。

【DCSSA】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彼得】我很乐意。（原载于人民网科技频道）

“我希望杜克的声誉在中国日隆”—杜克大学校长Brodhead博士专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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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杜克和中国的联系

DCSSA：说得真好。下面我们的采访进入第三部分。您去过几次中国？访问过几所中国大学？

Brodhead：香港我去过两次。大陆去过一次。那是我在2001年和耶鲁校长莱文一起访问过清华大学。我们当时参观了北京、西安、苏州。我六月底还会访问清华。

DCSSA：除了清华之外，您还访问过其他学校吗？能不能谈谈您对中国大学的总体印象？

Brodhead：对，我目前只去过清华。但我肯定还要访问更多的学校。杜克和中国的联系现在越来越多。杜克法学院和清华法学院有合作计划。杜克医疗中心 正在和北京大学接洽，准备就心脏病方面的交流进行探索。Sanford公共政策管理学院每学期为来自北京的中国官员提供经济、金融和政策方面的培训。但是 我还是急切地想更多了解中国。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中国的历史。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大学发展实在太快了，他们在全球的高等教育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

DCSSA：说起中国留学生的历史，我想耶鲁人都知道历史上第一位中国学生是容闳，他为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杜克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国学生 是宋嘉树，他的三个女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但是近些年杜克国际化的脚步不如耶鲁来的那么迅猛，您觉得您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吸引更多的中国学生？

Brodhead：我读过容闳的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那本自传极其引人入胜。现在在杜克有三百多中国学生。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有一个确定的数量， 我们想要吸引最聪明的中国学生。当然我们已经有很多优秀的中国学生了，我们还有很多出色的中国教授。但是我同意你的看法：杜克应该加快国际化的步伐。10 年前当我在耶鲁的时候，哈佛在中国的知名度远比耶鲁要高。那时候起，耶鲁非常活跃的在中国推广自己，扩大知名度。我想杜克现在在中国的名声正在逐步建立。 我相信在今后的十年中，我们会不断扩大自己的知名度。

DCSSA：耶鲁在中国的确非常活跃。据我所知，列文校长在过去的四年中访问了中国五次。

Brodhead：是的。尽管我想他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他做校长的第五个年头了。我打算今后每一到两年就要访问中国一次。

DCSSA：在杜克学习的大部分中国学生是研究生，本科生相对比较少。主要原因我想是每年4万美金的学费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是巨大的负担。您觉得今后会提高对本科生的经济资助吗？

Brodhead：对于一部分在杜克读本科的国际学生，我们能够提供全额的奖学金资助。但不是对所有的国际学生都这样。我们的确意识到了奖学金资助的重要 性。今后，我们希望能够在对国际学生的资助方面更加慷慨一些。这将是我们工作的重心之一。你知道吗？现在最好的美国本土学生希望能够去多元文化的大学。上 个星期三，我去参加了一个本科生的聚会。大概有5个美国人，2个来自上海的中国女孩，1个来自巴西。一个大学如果能够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生，那么该有多 好！这些聪明的年轻人相互学习，相互欣赏和提高，不受国界的限制。

DCSSA：好的，我想我的问题就这么多。

Brodhead：我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采访撰写：宗兴，原载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我希望杜克的声誉在中国日隆”—杜克大学校长Brodhead博士专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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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尼克松总统毁誉参半。”

“但是不管你来自哪个领域，你必须要善于学习和尊重其他领域。”

DCSSA：好。接着来谈谈学生社团。为了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学生社团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让耶鲁的“骷髅社”变得家喻户晓。在杜克也有超过200个学生社团，请问您如何看待学生社团在培养领袖方面的作用？

Brodhead：我不知道“骷髅社”在中国这样有名（笑）。我想学生社团的作用就是：你在读书时，课本上的学习能够培养你的学术能力。但是领导才能更加 多元化，你需要学习如何主动地承担责任；你需要学习如何把一群人组织起来，一起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所以我想学生社团就起到了这样的一种作用：他让你意识 到行使自己的权力是非常有趣的，它比你仅仅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要好得多。比如说你导演一个小话剧，你不仅培养了自己对于话剧等专业知识的理解能力，你同 时还锻炼了其它能力：领导才能、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等等。

DCSSA：下面这个问题比较有趣。如果让您列举五位杜克的杰出毕业生的话，您会说哪五位，理由是什么？

Brodhead：如果你给我一个小时，我想我的答案会更好（笑）。但是我现在就告诉你浮现在我脑子里的几个名字吧。我想我会提及Judy Woodruff，她是CNN的记者，被认为是在这个国家里过去20年中最出色的政治类记者之一。她68年毕业于杜克政治系，然后进入CNN。她现在就在 杜克，她下学期将要在Sanford公共政策管理学院执教。接下来我要说Peter Nicolas。 64级的毕业生。他原来为一家制药厂工作，后来辞职创建了自己的公司——波士顿科学制药(Boston Scientific)，现在这个公司已经成长为制药界的巨无霸，是美国近年来涌现的高科技公司的杰出代表。我还可以说美玲达盖茨——杜克计算机系的本科 毕业生，后来又回商学院读了MBA。她和丈夫比尔盖茨创建的盖茨基金会对于美国的教育改革和医疗体系的改革有重要影响。2005年《时代周刊》将他们夫妇 俩列为“年度风云人物”。如果说年轻人的话，Paul Farmer是美国最著名的医疗慈善家。在海地、卢旺达、俄国等各国都留下了他的脚印。他把先进的医疗带给了全世界最贫困的角落。下面让我举一个稍微不一 样的成名人物。最近在杜克的纳什博物馆有20世纪美国黑人艺术展览。这些艺术品是由格兰特希尔收藏的。希尔是杜克历史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之一，所以这就 是我所说的“多面手”。我想我肯定遗漏了很多人——比如另外一位是John Mack, 著名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的总裁——但是你只让我说五位。

DCSSA：有趣的是如果你问一个普通中国学生，最有名的杜克毕业生一定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Brodhead：是的。尼克松于1937年毕业于杜克法学院。你或许知道，在美国，尼克松总统毁誉参半。但是就外交政策来说，他绝对是有史以来最具有胆识、远见和创造力的美国总统。特别是重新打开对中国尘封已久的大门。我相信今后杜克会有更多的美国总统。

DCSSA：这些校友真的非常杰出。下面我的问题和学校的管理层有关。您的背景是人文科学。我知道很多美国校长是社会科学的背景。同时我相信您也和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有过接触。他们中很多是理工科背景。您觉得一个校长的背景对于管理这个学校来说重要吗？

Brodhead：你说得很对。我的确注意到了。美国很多大学的校长是社会科学出身。很多专业是经济和法律。但是也有很多自然科学背景的人成为了美国大学 校长——事实上数量还是不少的。我的背景是人文——这不多见但不是没有听说过。我还可告诉你芝加哥大学和北卡州立大学的校长是音乐背景。

至于校长的背景和管理学校的关系，我觉得既重要也不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不管你是哪个专业出身，你就要努力地学习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不管你来自哪 个领域，你必须要善于学习和尊重其他领域。就拿我来说，我现在很少把时间花在人文方面因为我已经非常熟悉了。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学习医学知识等方面（因 为杜克医学院非常强——译者注），我发现这非常有趣。

“我希望杜克的声誉在中国日隆”—杜克大学校长Brodhead博士专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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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那种在社会上更容易成功的学生一定是“多面手”。他们以自己的专业为出发点，用自己从专业领域中学习到的方法去解决新的问题。”

第二部分：Brodhead对于高等教育的看法

DCSSA：如何提高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水平，是很多从事高等教育的人所关心的话题。您认为呢？

Brodhead：资金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学生和老师们的“智力能量”是最重要的。

DCSSA：那么就说说学生这个方面，杜克招收的学生一般有什么样的特质？换句话说，什么样的学生能够被杜克录取？

Brodhead：对于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说，稍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是研究生需要有更多专业方面的技巧。但是就大的方面而言应该差不多。比如说，我希望每个 学生都能有好奇心，有创造力，愿意努力地工作，能够自己想出新问题。我想说的是，今后那种在社会上更容易成功的学生一定是“多面手”。他们以自己的专业为 出发点，用自己从专业领域中学习到的方法去解决新的问题。在遇到困难时，能够自己不断调整方向。

DCSSA：好，那我想请教校长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学生的课外活动非常出色，但是学业成绩不够好，那么你认为他能够被杜克录取吗？

Brodhead：我认为，学业总是放在第一位的。美国大学有非常丰富的课外活动的文化氛围。比如有人体育运动非常好，有人舞跳的非常好，乐器弹得非常 棒。当我们录取学生的时候，我们会考虑这个学生的综合情况，但是学业总是第一位的。比如说物理系，如果一个物理系的学生同时歌唱的非常好，那是非常好的。 但问题是如果他只会唱歌，那么你不能把他录取。所以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一个人学业既出色，同时又多才多艺。

DCSSA：那么对于校友的子女来说，他们会受到优先照顾吗？

Brodhead：我们当然会给校友的子女一些优先考虑。美国的大学都有家族延续的传统。但前提肯定是学生达到了我们的录取标准。我告诉你一个数据，今年杜克的本科收到了两万份申请，我们只能从其中录取1600人。总之每个被录取的学生都是达到要求的。

DCSSA：一旦学生进入杜克之后，学校就要对其进行培养。对于一所世界级的大学来说，它应该不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我学习的能力。从而使得学生能够在离开杜克之后，还能够10年，20年，以至一生都要持续不断的学习。杜克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Brodhead：首先，我们的大部分课堂规模都很小，大部分的课堂形式采用讨论式，而不是老师的“一言堂”。所以从刚入学，学生就开始培养自己独立自主 的精神。对于研究生来说，不用说你们就已经开始自我研究了。但是对于本科生，引导就很重要。从老师的一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让老师意识到：当你在教学 生的时候，学生也在教给你一些东西。正所谓教学相长。所以我觉得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为：这个学校的氛围是不是有利于独立思考，是不是有利于学生主动 学习。

DCSSA：我记得有一次一位本科生和我说，斯坦福创业的氛围非常浓厚，如果学生有了好的点子，学校就会鼓励他中断学业，自己开公司。杜克在这方面会鼓励学生这样做吗？

Brodhead：斯坦福是出现了雅虎和Google这样年轻而有活力的公司。如果你在斯坦福学习的话，你的物理学博士很可能就拿不到了（笑）。因为在你 拿到博士之前，你很可能就已经成为亿万富翁了。在杜克，我们非常注重这方面的培养，比如给本科生开设了“创业者精神”的课程；我们教给工程学院的学生如何 设计自己的创业启划书。如果杜克还没有自己的Google，那么请耐心等待。